4 荷花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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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简介

　　白洋淀是华北大平原上的最大淡水湖。地跨河北众多县境，距保定市45公里，距京、津各140余公里。当水位达10.5米时，水域面积为366平方公里，安新县境内面积由37000多条沟渠组成。淀内沟壕纵横，将全淀分割成146个淀泊，因白洋淀面积最大，故以命名。白洋淀自古以风景秀丽闻名于世，素有“华北明珠”“北国江南”之美誉。一年四季，景随时移。春季，水域清澈，烟波浩森，芦苇翠绿，一片勃勃生机；夏季，莲菱蒲苇随风摇曳，满淀荷花盛开，湖内白帆点点，使人暑意顿消；秋季，白洋淀天高气爽，气候宜人，鱼跳水面，蟹肥味香、鱼船队队、捕捞繁忙；冬季，白雪皑皑，冰封大淀，一派北国风光，各种冰床穿梭往来，如同燕子在空中飞翔，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滑冰场，可任自由驰骋。
　　白洋淀的地形地貌是由海而湖，由湖而陆的反复演变而形成的，现在的水区是古白洋淀仅存的一部分，上游九河、潴龙河、孝义河、唐河、府河、漕河、萍河、杨村河、瀑河及白沟引河，下通津门的水乡泽国，史称西淀。到明弘治(公元1488年)之前已淤为平地，“地可耕而食，中央为牧马场”，因此也有“雍奴泽”之称。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扬村河决口始成泽国，形成九河入淀之势。以后人们看到淀水“汪洋浩淼，势连天际”，故改称白洋淀。对白洋淀的形成还有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一个中秋夜晚，嫦娥仙子偷吃仙药，身不由已，飘飘然离开月宫，就在她将要落入凡间的一瞬间，猛然惊醒，这一惊非同小可，随身宝镜落入人间，摔成了大大小小的143块，形成现在的143个淀泊。
　　白洋淀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石代，淀区的西部、南部(今安新县的留村、梁庄)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淀区分属于燕、赵统辖，以易水长城(今安新县北堤)为界，南葛城(今安州镇)属赵、北浑泥城(今安新镇)归燕，故今日淀区有“燕南赵北”之说。也正是这横跨燕赵的活土，以其特有地理风光，政治、军事地位，为历代所重视，令骚客咏叹。宋代，六宅使何承矩在淀区筑堤贮水，引水灌溉建立屯田防线。北宋名将杨延昭曾在此屯兵御辽。元代大儒刘因任教于淀区三台、安州。清代康熙皇帝在淀区端村、圈头、赵北口、郭里口兴建行宫，先后40次来淀区游览围猎。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总司令曾在白洋淀指挥清风店、解放石家庄战役，给这古老的淀区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白洋淀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3年加入共产党的辛璞田，受顺直省委的派遣到家乡马家寨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夏共产党刘亦瑜，受中共保定地委的派遣到淀区北冯村与王家骥等人，建立起淀区第一个党支部。辛璞田、刘亦瑜、李之光、侯卓夫等革命先烈，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舍家弃业，投身革命，坚持真理，宁死不屈，成为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白洋淀的抗日武装“雁翎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淀区芦荡遍布，沟河交错的有利地形，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以弱胜强，痛击日本侵略军，大长我中华民族之威风，显示出燕赵儿女的聪慧勇敢。作家徐光耀撰写的《小兵张嘎》就取材于“雁翎队”。著名作家孙犁的《荷花淀》，孙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均以淀区为题材。白洋淀儿女那飒爽英姿，今日仍被全国人民传扬歌颂。
　　白洋淀物产丰富，盛产大料、鱼虾、菱藕和“安州苇席”。其中尤以鼋鱼、鲂鱼、青虾、河蟹中外闻名，被誉为美丽的鱼米之乡。当地居民除捕鱼、织席外，春挖藕，夏采莲，秋采荷叶、菱角、鸡头米，故有“日进斗金，四季皆秋”之称。这里因水鸭繁多而盛产松花蛋，人称“河北皮蛋”，已有一百多年的制作历史。它以个大、风味独特和营养丰富而著称。
　　此外，白洋淀的苇席也以历史悠久、皮白质柔而闻名。苇席种类规格式样繁多，种类有苫垫席、炕席、囤席、包装席等。式样有仓席、桌面席、人字席、十字席等10余种。其中以安州的“州席”、关城的“花边席”、边村垒头的“小边席”最驰名，不仅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还远销日本、意大利、新加坡、加拿大、法国和美国等国。
　　荷花被看作白洋淀的象征，每年7月23日会举办“中国白洋淀荷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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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荷花淀》最初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副刊上，是一九四五年春天，那时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
　　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喜爱的心。
　　白洋淀地区属于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的抗战，以其所处的形势，所起的作用，所经受的考验，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瞩目。
　　但是，这里的人民的觉醒，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带地方，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就屡屡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芦沟桥事变不久，敌人铁蹄就踏进了这个地区。这是敌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而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国民党放弃了这一带国土，仓皇南逃。
　　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强敌压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要求保家卫国，他们要求武装抗日。
　　共产党和八路军及时领导了这一带广大农民的抗日运动。这是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战争，每一个人都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抗日的旗帜下，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面对的是最残暴的敌人。不抵抗政策，早已被人们唾弃。他们知道：凡是敌人，如果你对他抱有幻想，不去抵抗，其后果，都是要不堪设想，无法补偿的。
　　这是全民战争。那时的动员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农民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热土难离，更何况抛妻别子。但是青年农民，在各个村庄，都成群结队地走上抗日前线。那时，我们的武装组织有区小队、县大队、地区支队、纵队。党照顾农民的家乡观念，逐步逐级地引导他们成为野战军。
　　农民抗日，完全出于自愿。他们热爱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妻子。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父母妻子也是这样想。
　　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
　　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
　　白洋淀属于冀中区，但距离我的故乡，还有很远的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在白洋淀附近，教了一年小学。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在平汉路西的山里工作。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一篇《第一个洞》，这篇稿子丢失了，后者就是《荷花淀》。
　　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
　　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
　　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的寿命是不能长久的。时间检验了这篇五千字上下的小作品，使它得以流传到现在。过去的一些争论，一些责难，现在好像也不存在了。
　　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忍受重大灾难，蒙受重大损失。他们的事迹，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辉煌的反映，流传后世。《荷花淀》所反映的，只是生活的一鳞半爪。关于白洋淀的创作，正在方兴未艾，后来者应该居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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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的审美情趣

　　孙犁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作家，其创作风格清新、俊逸，追求散文式的格调，诗歌般的意境，小说熔叙事、写景和抒情于一炉，充满了诗情画意，享有“诗体小说”之美称。他既不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也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刻意雕琢，而是运用类似中国写意画的技法，只求神韵，不求形似。其代表作——短篇小说《荷花淀》自然也是如此，全篇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享之不尽的审美情趣。
　　一、如诗如画的意境美
　　小说反映的是残酷的战争年代，但从作品所描绘的背景上，却看不到残垣断壁，硝烟烈火，血污泪痕，看到的是明月，清风，银白的湖水，碧绿的稻秧，粉色的荷花……一切都是那么清新、明朗、美丽。如开头部分对月下小院子及白洋淀夜景的描写，渲染了一种清新宁静的氛围，“凉爽”“干净”的小院子，“湿润润的”、“柔滑修长”、“又薄又细”的苇眉子，“一片银白世界”的淀里，“薄薄透明的雾”、“新鲜的荷叶荷花香”……把读者引到一个优美的境界。即使战斗已迫在眉睫，作者仍不忘描写荷花淀的美景，那“迎着阳光舒展开”的“大荷叶”，那“高高挺出来”的“粉色荷花箭”……不仅暗示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将在这清香四溢的环境中展开，而且还暗示着正在成长中的白洋淀妇女的未来──眼前的穿红着绿的青年妇女，也将成为保卫家乡的战士。
环境描写，情景相生，既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又增添了小说的诗意。“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水生及水生嫂的眼里，家乡是这样的美！这样美的家乡，岂容强盗来侵犯？因此，他们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不仅毫无惧色，相反，还随时随地感受到家乡的美，生活的美，并充满必胜的信念，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小说中之景，都是人物眼中的景，小说中的景，都充满了人物心中的情。这种情景相生的意境，使作品具有如诗如画般的美。
　　二、温和细腻的情感美
　　《荷花淀》成功地塑造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农村青年妇女的形象，以平易清新的文字表现出女性身心的美好。
　　小说描写的女性美主要表现为一种柔性的、温和的、细腻的情感美。小说中的水生嫂便是这种美的典型。
　　作者塑造水生嫂这个人物，重在通过对话来表现其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如在“夫妻话别”这一场面中，丈夫水生很晚才回家，水生嫂笑着问：“今天怎么回得这么晚？”机敏的疑虑，诚挚的关切，轻轻的责备……那是多么复杂的感情！当她看出丈夫“笑得不像平常”时，使追问：“怎么了，你？”水生嫂的细心，对丈夫的亲妮之态和体贴入微之情，尽在这主谓倒装的问句中流露了出来。
　　有时，作者通过水生嫂心灵刹那间的颤动来表现她细微的情感波澜。当水生嫂听到水生要去参军的消息时，“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的”。手指的“震动”是她的心灵的“震动”的反射，传达出水生嫂十分复杂的思想感情：爱恋、担心、家仇、国恨……“震动”是以上复杂情绪相互冲撞而闪现的火花。
　　三、回味无穷的含蓄美
　　在描写女性的情感美时，作者还着意描绘女性独特的情感表现形态──含蓄的美。作者笔下的女性都有深沉真挚的情感，但这种情感的流露不是奔腾的江河，而是涓涓的细流，分外深厚、含蓄。可谓“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给读者以美的遐想。
女性的这种含蓄美在“借故寻夫”这一场面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丈夫才走两天，这些纯朴多情的青年妇女聚集在一起商量探夫之事。明明都惦念得不行，但谁也不肯直说。有的说“忘下了一件衣裳”，有的说“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有的说“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忸怩羞涩之态可掬，缠绵悱恻之情可鉴，丰盛的情感蕴含在对话之中。
　　这种含蓄美有时还表现为运用隐语来传达人物的情感。如“拴马桩也不顶事了”，“不行了，脱了缰了”她们把丈夫比拟为拴不住的脱缰的野马，其中蕴含着传不尽的复杂的情感：寻夫未遇的恼恨，柔情蜜意的爱恋，淡淡的自豪，轻轻地责怪……这种含而不露、情味隽永、耐人寻味的表情方式，充分表现了中国女性特有的那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美。
　　四、坚韧刚强的情操美
　　这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既在于写出了女性的阴柔之美，更在于表现了她们的刚性的壮美──情操美、品德美。正是这种美的存在，读者才得以从她们身上感受到一种理性的闪光和情感的交融，高尚的道德品质与美好的情感的统一。
　　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的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的民族气节；那种识大体、明大义，为了民族解放而甘愿承受一切困难的宽广胸怀；那种乐观、勇敢、进取的向上精神，就是这种美的体现。亲身经历的那场荷花淀伏击战是她们性格由柔美到壮美的转折点。作者写她们在归途中要强、自信的对话犹如“誓师大会”，而结尾写她们迅速成长的过程犹如一支雄壮豪迈的“女游击队员之歌”，充满了慷慨激昂、勇往直前的阳刚之美。
　　小说用环境美来烘托人物美，并着力刻画了一群充满人性美的青年妇女的形象，给读者以无穷的审美感受。

（选自《中学语文教育论集》·开明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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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荷花淀》的朦胧美

黄家龙

　　王朝闻同志在《再再探索》一书里，又一次谈到的观赏黄山佛掌峰的两次不同的审美感受，很值得注意。第一次由于耽误了时间，佛掌峰的六个指头只剩下不多几个，随后就只有白茫茫的一片云雾。第二次，则看得清清楚楚，然而他感到“远远不及第一次看时那么有意思”（第81页）他认为，第一次美的感受，是由神秘感和流云所造成的动势带来的。我们觉得，如果把它归因于审美对象的朦胧美，似乎也不为过。
　　孙犁同志的短篇名著《荷花淀》，常常以人物对话、景物描写以及比喻的运用等方面为论者所击节称赏。那些见解大多是有见地的。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荷花淀》所固有的朦胧美。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大致总有几十个吧（包括送别水生的“全庄的男女老少”），但是，读者能够勉强指认出来的却只有水生、水生嫂、小华、水生的父亲以及区小队的小队长，一共五个人。其中又只有水生一个人物的外貌有极其简略的几笔勾勒：“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其他各色人等的长相穿戴、肥瘠高矮对不起，一概没有交代。即使是在作者最舍得花费笔墨的水生嫂身上，我们恐怕也只能根据她的言谈、神情以及环境描写的某种确定性，调动各自的生活经验和审美能力来补充和“消化”这一形象。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水生嫂。至于小华是儿是女，四个青年妇女中，谁个心直口快、不稍遮掩，谁个羞羞答答、天真谐致，谁个含蓄委婉、真挚深沉，也许只能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去考察，就象晨雾缭绕的密林中传出鸟雀啁啾一样，只能从晨曲的整体去领略其韵味，而难以并且不必一一窥其真貌。我们知 道，真实感和美感有时是统一的，有时却又是矛盾的。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舞台上旦角的衣裙不能讲究什么“曲线美”，因为那样会干扰观众的审美活动。丰子恺先生的某些画作，往往只有人物的某种仪态，面部的五官则一律留着空缺。八大山人着意描绘初荷的欣欣然气概，却不画荷下的涟漪。这些都说明艺术品局部的真实只有和整体的真实在审美方向上保持和谐一致，才能引起人们的美感。孙犁同志笔下的人物形象从单个形象的角度看，似乎还不够丰满，但从形象的群体看，却是丰满的，美的。从读者的审美感受看，他们同时又是朦胧的，就象云遮雾障中的佛掌峰所具有的朦胧美一样。
　　“艺术应当着重反映什么？应当对什么一笔带过，这种选择不决定于素材本身的实际情况，而决定于艺术家对观众的审美需要的预见，也就是决定于艺术家的方法论。”（《再再探索·虚实相生》第118页）《荷花淀》的创作，来源于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所讲的两个战斗故事中的一个。作者无意于讲述一个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只是想借以表现自己的感情，表现自己对家乡（包括冀中）、父母、妻子离别八年的想念之情，表现自己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孙犁文集·关于〈荷花淀〉的写作》第613页）作品从抒写感情这个角度出发，自然无暇，似乎也不必在展示人物个性的各个侧面上多花费心血，所以区小队长只说了并没有多少特色的三句话，水生除了月夜话别一节外，只有捞到纸盒子时的一声吆喝和“一群落后分子”的调侃，惊心动魄的伏击战场面，就象舞台剧只作了幕后的处理。读者却并不责备作者在这些方面的“简忽”，不仅乐于接受而且也感谢作者行文的洗练。因为人们从群体的角度发现了抗日战士的真实风貌，从水乡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身上，找到了唤起共鸣 的真挚感情，换句话说，读者从作品中，在作者所规定的方向上找到了美！
　　我们赞赏作品的朦胧美，还在于作者将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以相对宁静的艺术形态表现出来。水生和他的同伴离家参军，对那个时代的农民来说，恐怕绝非区区小事。“农民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热土难离，更何况抛妻别子”（《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从女人方面来说，这就意味着亲人的生离死别，意味着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中，由一副女性的肩膀来承受整个家庭的重担。但是在水生夫妻月夜话别这一部分里，没有人物的大幅度的形体动作，没有民族利益和家庭利益相冲突时可能产生的强烈气氛渲染，甚至也没有妻子送郎上战场时可能说出的任何深明大义的豪言壮语；我们见到听到的是月色朦胧中水生说话时的细微气喘和由妻子看来有点异样的笑，是水生嫂旁敲侧击式的探问和单刀直入式的“怎么了，你” 的逼问，是水生直言相告“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时的小声以及女人手指的震动所暗示的内心的震颤，是水生“第一个报名”的自诉以及女人“你总是很积极的”答语，是水生独特的安慰和嘱咐以及女人的两个“嗯”，再加上“流着眼泪答应”的神情。包含着重大社会内容和心理内容，却以相对宁静的艺术形态出之，给读者带来了一种静态的美，一种蕴蓄着巨大动势的静态美，就象奔腾咆哮的大海具有力的美，而风平浪静的大海也显示一种含蓄深沉的静态美一样。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似乎更接近于“平中能见不平，则大家矣。”（《听天阁画谈随笔》）的中国画画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作品中的景物描写也使全文笼罩着一片朦朦胧胧的诗化抒情气氛。在水生嫂月下编席的描绘中，引人注目地嵌入了从宏观角度作出的白洋淀景色描写，而这一段白洋淀苇地和白洋淀席子的描写却又是采用了虚写的方法。作者用“不知道”、“也不知道”引出了“一条苇子的长城”，用“编成了多少席？”的设问，引出了对量多质优的白洋淀席的赞美。这里的景物描写和水生嫂月夜编席的描绘颇得虚实相映之妙。同时，作者又把水生嫂形象放到了整个白洋淀的壮阔背景中来表现，这同着眼于群体形象塑造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创作手法又是丝丝入扣，和谐一致的。再如她们水上遇敌前的一段景物描写：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旁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
　　这一节描写，不仅仅避免了长段对话可能产生的板滞，不仅仅给水乡气息再增添一些灵气，也不仅仅是渲染了遇敌前的静谧气氛，给突然遇敌做反面的铺垫，应该看到，这里同时也是含蓄地刻画了青年妇女热爱家乡，热爱生活，天真、稚嫩、又无所畏惧的心态。我们不能单满足于赞美“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这样明显的带有“笔外之笔、言外之言”的描写，也应该从上述描写中领受作者为我们苦心经营的这种朦胧美。据说，有的选编本子将“那棵菱角就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一句删掉了，孙犁同志在有关的文章里对此表示了理所当然的异议和感叹。这是不是从反面告诉我们，对朦胧美的鉴赏，应该引起我们应有的注意呢？
　　最后，我们还想附带提及作者对倒辞修辞格的娴熟运用。那几个青年妇女寻找各自的丈夫在马庄扑了个空，于是“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这里的“骂”是真的，因为这是“伤心”和“失望”的结果。但“狠心贼”却不能作通常意义的理解了。这里的“狠心贼”实在就是“挚爱的丈夫”！正如水生说的“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这“落后分子”的调侃，恐怕正是沉浸着爱恋和赞美的特殊说法吧。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与其说作者在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倒辞修辞手法，还不如说，这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积淀的自然流露。这种写法的运用，对于涉世未深或读书不知变通的人来说，可能会引起某种误解，但这种误解也许决不能成为忽视作品朦胧美的某种口实吧。
　　质言之，群体角度的形象刻画，重大社会内容、心理内容以相对宁静的艺术形态出之，这些是造成作品朦胧美的主导因素；诗化的景物描写和倒辞手法的运用，又给这种美感增添了诗的意境和绮丽的色彩。这就是我们欣赏《荷花淀》的审美活动中的初步感受。不揣浅陋，谈出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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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人性失落的地方

梁卫星

　　一直以来，中国的战争文学总会令我倍感耻辱。
　　在世界战争文学中，战争，总是作为一种生存境遇而存在。这是一种非人道的存在，他取消人的日常生活，抹杀人的自然情感，扼杀人的正常欲求，她反生命反人性反人类，是人的诗意存在的全面扭曲与异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世界战争文学的基本原则是反战。作家们笔下的主人公是战争和在战争挣扎的独立的个人。他们以一种对人类的大悲悯，抒写战争的荒谬与恐怖，抒写战争 对人的摧残与蹂躏；他们殚精竭虑探讨战争的成因以及人性和人类社会中潜藏的战争化因子，反思人在战争中又是如何进一步被扭曲被异化的。他们不仅严厉批判人性中的邪恶与无知，也不惮于笔墨去歌颂人怎样力求在战争中保持人性的高贵，让人性的光辉照亮黑暗的深渊。他们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人，个体独立的人；他们力图剥开覆盖在人身上的重重迷障——它们或许植根于人的内心，或许植根于人类社会；它们或许有着非常漂亮的外衣，比如正义、真理、国家、民族、爱、理想、希望……诸如此类的可以压死人的种种借口；力图导引人类恢复被遮蔽的存在，走向诗意的栖居。或许正是因此，世界战争文学总是给人一种上帝与人同在的慰藉，绝望与荒谬之中总有一缕悲悯之光，抚摸着人类伤痕累累的灵魂，让人于苦弱无助的深渊中窥见存在之光。
　　然而，我们的战争文学呢？可笑的是，战争在我们的作家笔下不再是一种反人类的生存境遇， 而仅仅是这一个或那一个被贴上了正义标签的党派与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表现自己的舞台。因此，我们笔下的战争竟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自然，我们所从事的是正义的战争，自然，我们所表现的也是正义的胜利。邪恶与恐怖的不再是战争，也不再是人与社会所具有的战争化因子，而是被所谓的正义、真理所排斥的人——我们称之为敌人。自然，敌人没有为人的一切正常欲望与情感，他们只是罪恶的代名词，我们的战争美学就这样粗暴的取消了一部分人的为人资格，自然，我们也无须思考战争的成因，这还需要考虑吗？不就是因为一部分人类的异己与他们所信奉的异端邪说吗？我们的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只有一件事了。那就是歌颂：歌颂战争，歌颂战争的正义，歌颂领导战争的党派以及意识形态和领袖。那么个人呢？个人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战争美学不可能允许个人存在，一旦允许个人存在，也就是允许独立的思想存在，如果有了独立的思想，那么，这种战争逻辑也就行将崩溃了，试想，这样的战争美学又怎能容忍自己的掘墓人的存在呢？如此，我们的战争文学在存在之先就已彻底消灭了具有个体独立的人。我们又如何指望看到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生发的对战争的诅咒与反思，又如何能看到对人与社 会的深刻剖析呢？至于人在一个荒唐悖谬的生存境遇中对正常生活的欲求与对正常人性的向往与坚守，以及这种欲求、向往、坚守所迸发的生命光辉与诗意之开敞，我们更是无缘一见了。这样，我们的战争文学所剩下的便只是阶级翻身的狂喜，民族解放的欢呼。（《红旗谱》、《红日》、《红岩》等）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学是彻头彻尾的无人性的集体与主义的颂歌，是人类的耻辱。
　　我偏激吗？80年代后，这种情况不是已经改变了吗？比如60年代人的创作。的确，这一代人不再狂呼乱喊什么正义与真理，阶级与党，但他们却以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化思考取代了对人的具体生存境遇的思考，在他们笔下，人的命运受偶然性，不确定性，非理性支配，战争同样如是，战争在他们笔下既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也不具备当下生存的现实学意义。战争只是一个被抽空了血肉的空壳。那么，对战争，战争与人之关系的思考当然付诸阙如了。他们不明白任何抽象普遍的东西从来就无法离开具体的现实人生境遇而存在。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如没有现象学意义作根基，它就只是一个概念而与人类存在无关。因此，这些作家的创作只是一大堆概念的累积，与灵魂和人类存在无关。他们的创作就这样沉迷于形而上学的迷宫中自我陶醉，远离了现实人生。（《迷舟》格非 ）于是，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不是还有《荷花淀》吗？我们的《荷花淀》是战争文学中的奇葩， “她以诗化的笔调抒写了战争中的人性美人情美，人性的光辉在战争中灿烂的开放”，你还有何可说？
　　《荷花淀》，好吧，就让我们说说《荷花淀》，也许，她会给我们一个惊喜，这哪说得清呢？
　　那么就让我们从基本的人道立场出发，到那诗意弥漫的荷花淀中寻找作家对战争的反思，寻找战争中的人性光辉吧。
　　小说是战争题材的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小说的中心事件就是一次激烈的枪战。然而， 战争的痕迹在哪儿呢？战争的舞台是荷花淀吗？看来是的。可是，这就是作为战场的荷花淀吗？多么美丽的荷花淀啊，美的不沾一点人间火气，美的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境。战争本该具有的破坏与残酷痕迹竟被这一支生花妙笔删刈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战争在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创伤吗？ 如果没有创伤，阴影总该有吧？然而，同样没有。那些年青的妇女们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分量实在不过如同这些荷花淀里水生水长的女人们翻一次船一样轻。如此而已：哪里就碰得那么巧， 我们快去快回来。自然而然的，真正的战争就变成了轻松的放几排枪，欢快的打捞战利品，没有伤亡，也似乎没有敌人——既然敌人已被取消了为人资格，在形体上的隐匿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事了。 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游戏，欢乐的游戏。我们不能不惊叹这的确是战争文学中的一个彻底之极的独一无二的异类：战争不仅非战争化了，战争而且全面游戏化甚至诗化了。关于战争，作家有他的思考吗？如果在战争文学中不触及对战争的思考，没有对战争之残酷与非人道的体悟，没有对战争的诅咒，没有人性在战争中的挣扎与持守，这是人道的战争文学吗？
　　不错，小说的确写的很美，美丽温顺的女人，美丽的富于地域特色的风景，以及这风景与人身上流溢着的纯净的气韵，使小说成为一曲颂歌。可是，这是关于人，战争中人性勃发之颂歌吗？更何况，小说中，真的有个体独立的人吗？没有，我想，至少没有男人。是的，荷花淀是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这不是说小说没有塑造以男性为主体的人格模型，也不是说小说中没有出现男性，问题在于作家何以会这样处理——秘密就在水生和他的同志们身上。且让我们看一看夫妻话别这一节。 这是让众多评论家交口称赞的一节。可这是怎样的夫妻话别呢？按道理，应当是生死离别，水生一去，该当是随时有死亡的可能吧，这个时候，就基本的人性而言，夫妻之间该有多少留念和悲伤是不难想象的，两人之间的难舍难分也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丈夫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物，当他要把后方的一切交给妻子时，他也应该百炼钢化成绕指柔啊。然而，水生说了一些什么呢？他只是炫耀自 己的先进“ 第一个举手报名”；不动声色的怀柔“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些”；干巴巴的许诺“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粗暴的嘱咐“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步，识字，生产”；乃至冷酷无情的命令“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我们可以想象水生的女人苦苦等了半夜等的是什么——她等的是丈夫的柔情蜜意啊。可他等到的却是死亡通牒，我不知道水生的女人是什么感受，但我自己，却感到无比悲哀和震惊——这是一个男 人吗？难道仅仅想象他是一个不解风情的鲁男子，就可心安理得吗？不，这些话语中折射出的水生是一个全然不懂夫妻之情不解人性欲求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已然被抽空了所有最基本人性人情的符码式存在。他不是一个男人，甚至已不是一个人，他只是某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正义、真理、 民族气节……”的载体，如此而已。那么，其他男人呢？他们面对生死离别甚至不愿回家与自己的 亲人“父母、妻子，儿女”聚一聚。他们的借口是：“亲人们不够开通”这正是人性的光辉啊！这样的借口可以击败人性的最基本的渴求，他们也不能算是男人。那么，战斗结束了，他们总该有一 些人性化的表现吧。然而，面对刚刚结束的战斗他们没有一点点紧张的痕迹。女人们在战斗的惊吓后总该得到一些抚慰吧？同样没有，有的只是冷酷的埋怨：出来吧，你们，一群落后分子。如果小说中没有出现敌人或俘虏，是基于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考虑，此刻，面对从死亡边缘回来的女人们而且是自己的女人也如此无情，足见这群男人已无丝毫人性。而且，我总在想，如果真的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男人，当他们的妻子被敌人追赶时，他们还能等得及让这些女人成为诱饵直到把敌人诱进预定的埋伏区才开枪吗？
　　无疑，这些男人根本就不是人，是战争抹杀他们的人性并将他们全面非人化了吗？我们却看不到战争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一丝痕迹。如果说是被异化，也只能是被家国、民族、正义……这些意识形态异化的。实际上，即使是被这些东西异化，也应该有挣扎有扭曲有苦痛，但在哪儿呢？所以， 我只能说，作家在这里不是在塑造人，而是在塑造某种意识形态霸权。可怜了这群女人们。
　　那么，荷花淀的女人们是不是人性的存在呢？我的看法是，这些女人的人性有一个从有到无的消亡过程。
　　夫妻话别时，我们看到了水生的女人对情感的渴望，但这种正常的人性需求却始终隐忍着，被所谓民族国家大义给压迫着，甚至有可能被取消生命“不能被敌人汉奸捉活的，要和他们拼命”——当和意识形态话语面对面时，正常的人性需求失去了表达的权利。只有到马庄探夫，远离意识形态霸权时，作者才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对情感充满渴望，生命力勃发的妇女群像。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她们却终于被意识形态吞噬了——她们因在丈夫处的碰壁（真是意味深长的碰壁，这是这种暴力美学的需要）学会了射击，承担起了警戒并配合作战的任务——他们被彻底男性化了。而男性化对这些女人们来说，难道只是性别意识的消失吗？恐怕和他们的丈夫们一样面临着灵魂被抽空的可能性吧。
　　实际上，这篇小说还存在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只不过不是我们面前提到的哪个时代人类特殊的生存境遇，而是指正常合理的人性（ 由女人代表） 与正确高大的意识形态（ 由男人代表） 之间的战争。具体体现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又实在算不上一场战争——太平静了， 没有抵抗，没有挣扎，没有苦痛，也没有多少持守。这是一场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展开的战争， 不能怪女人们的血性太薄弱了，她们的对手实在过于强大，她们面对的就是霸权和暴力本身。
　　具体说来，夫妻话别是一次交锋，结果，女人被剥夺了表达人性欲求的权利。伏击战又是一次交锋，其结果是女人们彻底溃败——她们完全服膺于男人们所服膺的意识形态，彻头彻尾的走向了非人性化的不归路，高高兴兴的站在了意识形态的五星红旗下。有人也许会说，在战争年代，一切服从大局，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是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可是，难道民族国家的利益一定要以人的彻底非人化为代价吗？而且，难道正常的合理的人性化欲求不就是战争年代民族国家主要的争取目标吗？否则，民族国家岂不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那又要它何用呢？
　　孙犁就这样以诗化的语言暴力将战争彻底诗化了，也将所有的人性人情给删刈了。取得胜利的是漠视人性和生命的家国利益、民族气节……
　　然而，在没有活生生的人的荷花淀里，家国利益、民族气节不就是一个暴君吗？我分明听到在美丽的荷花淀上空，飘荡着一曲失落人性的悲歌。这也是我们的战争文学上空一直流传至今的令人 难以言说的悲歌。这首歌的主题是——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