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逍遥游（节选）

扩展资料

庄周与《庄子》

　　在谈论《庄子》以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老子》。关于老子其人，《史记》中引用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姓李名耳，字聃，年代稍早于孔子，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关于“礼”的问题；一说老子可能就是楚国的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一说战国中期周室有位太史名儋，有人认为他就是老子。《老子》一书的形成年代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应当早于《论语》或大致与之同时，也有人认为它甚至迟于《庄子》。把我们看来，老子很可能是古代一位具有传说色彩的贤哲，并一直有些关于他的故事和言论流传，这些言论，可能就是《老子》一书的雏形，其年代大约与《论语》相近；大约是在战国中期，又有人对这部书加以增补，形成了今传《老子》的面貌，故其中包含有反映出战国时代社会特征的内容。这书是用韵文写的，用韵规则与楚辞相近，它的作者应当是楚人。

　　《老子》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哲理著作，也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但书中把两者和自然性的宇宙本质——

　　“道”联系起来，所以“形而上”的特征很强。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虚静无为”，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包括种种文化礼仪——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关于人生态度，《老子》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这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老子》所推重的“阴柔”，实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

　　《老子》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全书约五千字，都是一些简短精赅的哲理格言，又押韵脚，特别便于记诵。各章节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连贯性，但结构并不严密，前后常见重复。它的语言无所修饰，但所包涵的道理玄奥而深刻，常常揭示出事物向其反面转化、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的规则，以及从反面取胜的途径，反映出中国先秦时代哲学思想的透彻性。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如三十六章云：“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自居于弱势、静态而保持一种弹性，促使敌对一方向膨胀、夸张发展以至成为脆弱，即产生盛衰的对转，这确实是看得很深。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推进道家思想而具有集大成意味的著作，是庄周及其门人的《庄子》。

　　庄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生活年代与孟轲相仿，可能年岁略小。只做过地位卑微的漆园吏。据《庄子》中记载，他生活贫困，住在穷闾陋巷，困窘时织履为生，弄得面黄肌瘦。但据说楚王派人迎他到楚国去做国相，他却拒绝了，说是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

　　《庄子》一书，汉代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周的思想，是以老子为依归。但《老子》的中心，是阐述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庄子》的中心，则是探求个人在沉重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在作者看来，最理想的社会是上古的混沌状态，一切人为的制度和文化措施都违逆人的天性，因而是毫无价值的。对于个人人生，《庄子》强调“全性保真”，舍弃任何世俗的知识和名誉地位，以追求与宇宙的抽象本质——“道”化为一体，从而达到绝对的和完美的精神自由。《庄子》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尖锐的批判。不同于其他人只是从统治者的残暴来看问题，作者还更为透彻地指出，一切社会的礼法制度、道德准则，本质上只是维护统治的工具。《胠箧》说，常人为防盗，总把箱子锁得很牢，遇上大盗，连箱子一起偷了。“圣知仁义”就是锁牢箱子的手段，大盗窃国，“并其圣知仁义而窃之”。所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焉存。”

　　极是痛快淋漓。但作者并不主张以积极的行为来改变现实，而是对现实人生持悲观厌世的态度。甚至认为，一切世间的是非、美丑、大小之对立，只是人的认识上的对立，而并非万物自身的性质。

　　庄子学派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揭示了社会统治思想的本质，表现了摆脱精神束缚的热烈渴望，为封建时代具有反传统精神和异端思想的文人提供了哲学出发点；从消极意义来说，它所追求的自由只是理念上而非实践的自由，提供给人们的只是逃避社会矛盾的方法，因而始终能够为统治者所容忍。

　　庄子本人既是一个哲学家，又富于诗人气质。庄学的后人，也受了他的感染。因而，《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并且，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战国文章，普遍多假寓言、故事以说理，但仅仅作为比喻的材料，证明文章的观点。《庄子》不仅如此。从理论意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而且，作者的想象奇特而丰富，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至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逍遥游》）

　　《逍遥游》的宗旨，是说人的精神摆脱一切世俗羁绊，化同大道，游于无穷的至大快乐。所以文章开头，即写大鹏直上云天，飘翔万里，令人读之神思飞扬。

　　《庄子》的文章又富于抒情性。如果说《孟子》的感情是在清楚的逻辑表达下运行的，那么《庄子》的感情，却往往是无端而起，迷茫恍惚。在上面所引的文字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此外，《庄子》中常表现出伤感的情调，如《至乐》中的一节：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消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至乐》的宗旨，是以死为痛苦人生的解脱。这种厌世思想，实际是因为对人生有完美的期望，所以所见皆是痛苦。这一节写庄子对髑髅的一连串发问，便是充满了人生的伤感。

　　《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辞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有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后代文人在思想上、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选自《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扩展资料

《逍遥游》的篇旨

　　正确理解《逍遥游》篇旨是把握庄子其人其书的一个关键。本文从《逍遥游》中的正言、正论出发，认为郭象所提取的“有待”与“无待”两个概念是该篇的思想核心；并通过历代学者关于鹏、晏鸟关系看法的述评，说明了庄子塑造这两个寓言形象的真正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有待无己无待《庄子·逍遥游》，自晋人郭象以来，众注家莫不把它的篇旨看作是论“逍遥”，并且以“逍遥游”作为庄子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但在关于何为“逍遥”，怎样才能“逍遥”的问题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从而影响到对该篇思想意义及有关问题的正确理解。所以如此，除了庄子语文形式上的参差淑诡，也有论者方法上的“以自为方”。

　　笔者以为，要在从庄文本身的正言庄语出发，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来把握贯穿全篇的主旨。一《逍遥游》篇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即“有待”与“无待”，这是郭象据原文“犹有所待”和“恶乎待哉”两句，在注文中明确提出来的。这也是郭象在庄学研究中的一大贡献。

　　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赖、有所对待，是指人的某种愿望、要求的实现要受到一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谓“无待”，即无所依赖、无所对待，是指人的思想、行为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庄子认为，“有待”是造成人生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摆脱有待，达到无待，才能实现自由，即获得逍遥游，逍遥游也就是无待的自由境界。怎样才能摆脱有待，达到无待呢？庄子强调，根本的一点是要认识到，不是外在的客观条件或必然性束缚了人的自由，而是人们自己的主观认识、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不知道“以道观物”、“道通为一”的道理；如果能从主观上齐同万物，忘却外在的一切差别，也就无所不适、无所对待了。庄子进而提出了最彻底的“无己”的方法，即从精神上超脱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泯灭物我的对立，忘记一切，直到忘记自己。无己而后无所待。《逍遥游》云：“圣人无己。”

　　“圣人”就是庄子理想中的逍遥人格形象，其根本特征便是“无己”。能做到“无己”，就不会计较外在的功名利禄，不会在乎自己的存亡得失，自然是无待逍遥。晋人支遁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 认为逍遥就是说明圣人无己的精神境界。支氏为佛门弟子，然此说未必是以佛解庄，而是深得庄子之心的。

　　以“有待”和“无待”两个核心概念来把握《逍遥游》篇旨，前人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如晋人郭象、清人王夫之，今人关锋、王树森等。这里再作两点补充说明：其一，“有待”和“无待”是该篇唯一从正面提出的两个思想概念。

　　《逍遥游》共有五个寓言故事构成，通篇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然而虚中有实，谬中有正，这是庄子为表达其思想所惯用的一种写作形式。篇中所说的“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与“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两句话正是谬中之正，虚中之实！这也是全篇唯一充满理性思辩的正言庄语，是庄子真实思想的明显表露。

　　“有待”和“无待”两个概念就是从这两句话中提取概括出来的，代表了庄子的思想精髓，对于把握本篇的篇旨无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二，“有待”和“无待”两个概念也是对《庄子》全书基本思想的概括。上述两句正言和由此而来的“有待”、“无待”两个概念是在《逍遥游》第一则寓言，即鲲鹏和斥晏鸟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直接对这个故事所包含寓意的揭示，不仅如此，该篇其后的几则寓言故事，以至《庄》书全文无不处处渗透着这个思想。

　　如该篇最后借庄子与惠子关于“有用”、“无用”的辩论，就是对怎样达到“无待”的形象回答，说明了要做到无待，就要“无用”。其它如内篇中的“庄周梦蝶”、“庖丁解牛”，外篇中的“濠梁之游”、“髑髅见梦”，杂篇中的“罔两问景”等典型寓言，都是讲的“有待”或“无待”的表现，旨在说明只要心无所待，就能游刃有余，就能物化为一，而臻于逍遥境界；否则就会陷入层层束缚带来的痛苦之中，不得自由逍遥。庄子的哲学其实就是人生哲学。在庄子看来，“有待”和“无待”意味着人生的两个层面，物质形体的活动总是有待的，而无形的精神活动可以是无待的。

　　人生世间，难免神为形累、心为物役，应该通过“无用”、“无己”的“道德”修养，使精神突破有待的束缚，从自我中提升一级，达到无待的自由。二在《逍遥游》的研究中，有一个小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解决，就是开篇中鲲鹏与斥晏鸟（蜩、学鸠）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

　　凡是读过《逍遥游》的人，都会对鲲鹏与斥晏鸟这一大一小两种生动形象留有深刻印象。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遨游天池的是鲲鹏；腾跃而上，止于榆枋，回旋于蓬蒿之间的是斥晏鸟。二者大小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除此之外，二者的关系还有哪些方面，或者说，庄子塑造出这两种形象有何寓意？对此问题，瑰玮的庄文没有正面给予回答，历来注解《庄子》的人也多惑于庄文的支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的则望文生义，完全错会了庄子的意思。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对《逍遥游》篇旨的理解，因而有必要给予澄清以显示庄子的本意。

　　综观庄学史的演变，对这一问题颇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四种，以下分别略作述评。第一种观点以晋人郭象、向秀为代表，主张鲲鹏和斥晏鸟虽然大小有别，但同属自足，各自逍遥。向、郭的观点，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其言曰：“夫大鹏之上九万，斥晏鸟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又，郭象于《逍遥游》篇注云：“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在向、郭看来，大鹏与斥晏鸟都是自足逍遥。

　　大鹏因其体大所以高飞，斥晏鸟因其身小所以低飞；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对鹏鸟和晏鸟雀来说，都是自然的性分，都是至当至极的，其间不存在胜负优劣之别。假使二者各营生于性分之外，小者羡大，大者希小，彼此则必然事不胜力，动不称情，双双皆陷入困苦之中。

　　向、郭之说，历代都有人追随。唐人成玄英说：“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远近，各取足而自胜，天机自张，不知所以。既无意于高卑，岂有情于优劣！逍遥之放，其在兹乎！”（《庄子疏》）现代台湾学者李勉说：“消摇（以郭庆藩说法，“逍遥”应作“消摇”）谓尽其性能而动也。苟已尽其性能矣，则大鹏之上九万，蜩、晏鸟之枪榆枋，高下虽殊，消摇一也。”（《庄子总论及分篇评注》）成、李二人都认为大鹏与斥晏鸟皆已适性尽能，自足逍遥，与向、郭之义同出一辙。

　　向、郭之义，一向被人们视为以己解庄，而非以庄解庄。他们的“逍遥”义，乃任其自然、安于现状而已。这种解说，与庄子的“无待”逍遥即无所依赖、无所对待的境况显然不合。由此他们对鹏、晏鸟关系的理解也有失庄子之旨。一则，庄文中一再申明的“小大之辩”、“小知不及大知”，即庄子通过“鹏晏鸟对照”着意表达的小与大的差别已全然不见；再则，把“不失其所待”等同于“大通”，即自足逍遥，更是无视篇中强调的“有所待”与“恶乎待”两极境界的根本区别。故向、郭之说不可取。第二种观点以明人释德清、罗勉道为代表，主张大鹏与斥晏鸟分属两种对立的境界。德清说：“海中之鲲，以喻大道体中，养成大圣之胚胎。……而斥晏鸟小虫则喻本无所知、亦无远举之志的举世小知之人”。

　　罗勉道注“斥晏鸟笑之曰”一段云：“此一节说明蜩鸠、斥晏鸟变化之小，而反笑鹏之九万里，太虚寥廓，神游无碍；以破世俗浅陋之见，而豁其逍遥之胸次。”［３］二人都认为鲲鹏高大雄伟，遨翔天海，是神游大道的逍遥者形象；斥晏鸟卑小委琐，上下蓬蒿，是拘于世俗小知的浅陋者形象。鹏、晏鸟二者本是鲜明的境界对比。这种观点受到许多近现代学者的响应，如蒋锡昌、浦江清、王仲镛、朱桂曜等都主张此说。蒋锡昌说：“在鹏鸟，则乘海风将徙于南冥，在庄子，则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二者所游不同，其于逍遥一也。……蜩鸠、斥晏鸟之自得一方矣，而不知彼等自视高于一切之心，即为不能逍遥之根。”

　　视庄子与大鹏同属逍遥，唯斥晏鸟相反，不得逍遥。王仲镛说：“逍遥游，是指的明道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以后所具有的最高精神境界。大鹏就是这种人的形象，蜩与学鸠、斥晏鸟，指世俗的人。”又说：“这本是以鲜明的‘小大之辩’（同辨，区别）来说明‘小知（智）不及大知（智）’。可是向秀、郭象却从这里歪曲了庄子的原意，附会‘齐大小’、‘均异趣’的道理。”

　　一面肯定了鹏晏鸟有别，一面又批评了向、郭之义。浦江清对此观点则说得最为明快，“以大为通，以小为陋，此类思想即《逍遥游》之正解。”意谓大鹏逍遥，斥晏鸟浅陋，正是庄子本意。

　　以上观点其实只是庄文的表面印象，并未深入到庄子的寓意。一则，它把大鹏与斥晏鸟作两极境界的分别，与庄子固有的齐同万物的思想相违背；二则，视大鹏为逍遥者，泯灭了“圣人无己”与“鲲鹏培风”的界限，也即泯灭了有形与无形，有待与无待的根本区别，因为大鹏的高飞南冥不同于至人的以游无穷，它是有限的飞，是有待于风的飞。所以这种观点同第一种观点一样，同样不符合《逍遥游》的篇旨，同样不可取。第三种观点以今人王厚琛、朱宝昌为代表，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是庄子思想中所包含的，应该同时从这两种观点出发来理解《逍遥游》中的鹏、晏鸟关系。

　　他们指出，庄子的思想体系是由其“方法论”与“逍遥论”即“无为论”共同组成的。从方法论上看，鹏、晏鸟无异，均为逍遥，从无为论上看，鹏、晏鸟有别，鹏为逍遥，晏鸟不逍遥。以向、郭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是从方法论方面来说的，讲的是怎样逍遥的方法论问题；以王仲镛、朱桂曜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就庄子的无为论来说的，讲的是逍遥境界方面的问题。

　　“但是不能、也不该以庄周的无为论去否定郭象所讲的庄周的方法论，反过来亦然。”这种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融合与吸收，根据对前两种观点的分析可见，它也不符合《逍遥游》的篇旨。不管从方法论，还是从无为论出发，要在庄子笔下的大鹏并非无待逍遥的形象，所以这种观点仍不可取。第四种观点是以晋人支道林（遁）清人王夫之为代表，承认鹏、晏鸟有别，但同不逍遥。《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支道林“逍遥义”云：“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

　　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晏鸟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至，此所以为逍遥也。”王夫之在其《庄子解》中则分别以“逍”、“遥”二字说明了鹏、晏鸟的区别，他说：“逍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鹏游于大者也，遥也，而未能逍也；……晏鸟游于小者也，逍也，而未能遥也。”又说：“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适于逍遥者也。”支道林和王夫之关于“逍遥”的解释不尽相合，但于鹏、晏鸟关系的理解却是一致的，都认为鹏、晏鸟皆不逍遥。支氏认为“逍遥”的关键在于“物物而不物于物”，而大鹏和斥晏鸟，一则外无安适，一则内有骄矜，所以皆不逍遥。

　　王夫之以为“逍遥”的关键在于忘怀物我，无所依待，而鹏未能忘物，晏鸟也未能无己，所以皆未逍遥。今人张默生、谢祥皓等支持此说。张默生说：“由逍遥游的境界来论，大鹏与蜩晏鸟，同是有待的，同是不自由的。”（《庄子新释》）谢祥皓说：“鹏、晏鸟对照，庄子着意表明的是“小大之辩”，即大与小的差别，但不论是小还是大，均未能进入庄子的逍遥游之境。”（《庄子导读》）二人都肯定了鹏、晏鸟有别，但同不逍遥。

　　比较而言，上述第四种观点最切合庄子本意。从《逍遥游》的篇旨来看，“逍遥”指的是无待的自由，即圣人的精神境界。而大鹏和斥晏鸟都是有所待的，斥晏鸟有待于心识狭隘浅陋，不理解大鹏“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大鹏有待于形体笨拙庞大，须培风才能高飞，须天池才可止息。

　　三上述四种观点，就影响而言，第二种观点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人们一提到大鹏和斥晏鸟的关系，便会有大、小与高、卑的形象对比，进而生出优、劣，胜、负的境界之分。虽然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有失庄文的篇旨。人们所以会把大鹏与斥晏鸟作两极境界的分别，仰视大鹏而卑视斥晏鸟，多由于庄子对大鹏高大雄伟形象的成功塑造。人们倾倒于这一富有神话色彩、栩栩如生的伟大形象，进而将自己的愿望和志向寄托在它身上，赋予了它自己特有的思想感情，而全然不顾庄子的本意和庄文的哲理。

　　这种现象尤其在文学史上长有风气，从西汉贾谊的《鹏鸟赋》，到魏晋名士的咏庄诗文，到盛唐李白的《大鹏赋》等，这些文学作品中的鹏、晏鸟关系都是被这样看待的，一优一劣，爱憎分别。从文学意义上看，这种处理无可厚非，它反而多侧面地丰富、发展了庄子笔下的鹏、晏鸟形象。但是从庄子的本意和庄文的哲理上看，这样处理是不正确的，是一种错误认识。实际上，伟大的鲲鹏和卑小的斥晏鸟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正如前文分析指出的，它们同资有待，均不逍遥。我们还可以从《逍遥游》篇中的“列子”和“未攵厂牛”两个寓言形象上进一步得到说明。在《逍遥游》中，大鹏与这两个形象是互为影子的。

　　不独大鹏能高飞，郑国的列子也有这功夫。庄子说列子可以在天上连续飞行十五天，感觉非常轻快、美妙，幸福极了！令人羡慕！然而“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他仍然需要依赖风力才能飞行呵！在《逍遥游》中，也不独大鹏很高大，未攵厂牛牛形象也是很高大的，“其大若垂天之云”，比大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大则大矣，却不能捕捉小老鼠，与东西跳梁的狸犭生相比，显得臃肿笨拙，落得贻笑鼠辈。很明显，庄子通过这种对比意在说明，万物的情状虽然互不相同，都是有所依待的，其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总之，透过《逍遥游》这座由“正言”和“谬语”构成的五彩迷宫，我们会发现：“有待———无待”是贯穿全篇的主题。无待的逍遥指的是圣人无己的精神境界，而从鲲鹏到斥晏鸟，从列子到未攵厂牛牛，它们都是庄子反衬至人无待逍遥的铺陈笔墨，它们的情状虽然不同，但都是有待的物质生命的活动表现。庄子这种无待逍遥的人生观带有消极顺受的倾向，但同时又包含着对人生自由执着的探索和追求，有着永恒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

扩展资料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３３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庄子的身世不可确考，从《史记》本传和《庄子》一书的记述中，可以大略知道一些。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文”（《寓言》）。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 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庄子》一书，大 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 “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 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 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 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 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 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 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髅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想象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 要》第三篇“老庄”）

　　《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 （《艺概·文概》），是《庄子》的主要特征。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 象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庄子》中奇幻的想象，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想象夸张之奇，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车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 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而像“儒以诗礼发冢”（《外物》），对儒家诗礼的揶揄，也与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批判相一致 （《胠箧》）。“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 《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 曲折的流露。《庄子》作者尽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感情。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匠石运斤成风，流露了诤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和寂寞（《徐无鬼》）。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于议论文。只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 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 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 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 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 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浓厚的结束语：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因苦哉？

　　不仅回答了惠子的“无用”之辩，而且十分形象，情感浓郁地描述出全篇所追求的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真是得鱼忘筌，大辩不言。这样的辩论，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规则，进入了“无言无意之域”。正因为这样，庄子哲学充满了诗意。

　　《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如《齐物论》写大风：
夫大塊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譹者、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得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而像《逍遥游》末段那样的文字，简直就是抒情诗。

选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

扩展资料

庄子《逍遥游》是如何抒情的

　　关于《庄子》（包括《逍遥游》）的语言艺术特点，历来论者颇多，比如，明代屠隆在《文论》中评论道：“庄、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六合，如列缺乘蹻焉，光怪变幻，能使人骨惊神悚，亦天下之奇作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闲也。”此二人上承《史记》，和司马迁对于《庄子》艺术特点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本文中流露出来的作者的真实感情，却很少有人论及。那么，文中流露的究竟是什么感情呢？是对黑暗社会的厌倦吗？还是对“逍遥游”境界的痴迷向往呢？是对大鹏鸟南飞壮举的赞叹之情吗？还是对蜩与学鸠的不满呢？

　　我们知道，形象性、典型性、情感性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具有的三大特点。阅读鉴赏每一部文学作品，一般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当然，《逍遥游》为庄子的代表之作，列为《庄子》全书首篇，其“形象性、典型性”自不必说。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从“情感性”这一角度来鉴赏这篇千古奇文呢？

　　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每一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感情，有的比较强烈，有的则比较隐蔽。现代诗人郭沫若曾在谈到创作《地球，我的母亲！》一诗的情景时说：《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刚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的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

　　这段话把诗人那一刻火山爆发般的激情记录了下来。而在《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强烈的激情确实也浸透了每一字每一句。我们在阅读鉴赏这一类作品时，是很容易体会到作者的感情的。有的作品在抒发感情时表现得非常隐蔽。比如西晋向秀的《思旧赋》，所抒情感就是非常隐蔽的，若不细加品味，则难以体会。庄子《逍遥游》（节选）一文中的感情也是非常隐蔽的，我们如果深入进去，反复品味，那么就不难发现，文中所隐藏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相当炽烈的。我认为，要品味《逍遥游》（节选）所抒发的感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美丽的大鹏形象体现了作者无法施展抱负、无法实现理想的深深痛苦。

　　作者笔下的大鹏，雄健美丽，才能无双，志向高远，它能够振翅飞向九万里的高空，能够背负青天而飞向遥远的南冥；然而有所待的大鹏虽然能高飞万里，但在追求“逍遥游”上却是失败了。我们难道从大鹏身上体会不到作者志向高远而无法实现的痛苦吗？我们难道从描写大鹏南飞壮举的字里行间体会不到作者难以言说的苦情吗？

　　二、“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反映了庄子对智慧的肯定，对生命的热爱。

　　我们知道，庄子主张“绝圣弃知”，他崇尚、赞美的是“无己”之“至人”，“无功”之“神人”，“无名”之“圣人”。但是，从课文里，我们仍然能体会到作者对智慧所持的肯定，对生命所抱的热爱。当蜩与学鸠讥笑大鹏时，作者发自肺腑地斥责道：“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又明确地指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作者紧接着作了一番议论之后指出，人世间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他们自满自足，自以为是，和蜩与学鸠的可笑程度是一样的，从而给予作者所厌恶、鄙弃的统治者以顺手一击。可见，一心要脱离人世而作“逍遥游”的庄子，要否定的并不是人世社会，而只是人世社会的愚蠢与腐朽。他把“至人”境界写得那样遥不可及，把那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得那样飘逸动人，这其中不正燃烧着作者炽烈的理想之火吗？

　　三、虚拟的、空幻而美丽的“无何有之乡”与“逍遥游”境界，产生于庄子对那个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黑暗社会的不满与绝望。

　　庄子生活在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他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黑暗现实，看透了人世间的沉浊肮脏，于是耽溺于美丽而自由的理想境界。庄子醉心于花鸟虫鱼以及“至人”、“神仙”的境界，所以，文章中的事事物物绝大部分都是虚的、空的、幻想的。即使涉及到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都是经过了作者的虚构加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庄子》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作者深深的苦闷，虚幻的“无何有之乡”以及“逍遥游”境界产生于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绝望。

　　清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庄子》同《离骚》、《史记》、《杜诗》、《牡丹亭》、《水浒传》等一起列为“六才子书”，足见对《庄子》一书的重视。我们在教学课文《逍遥游》时，除了引导学生了解庄子生平及其哲学思想，学习、借鉴写作技巧，掌握一定的文言知识外，对本文所体现的作者的感情若能细加品味，那么会更加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庄子其人其书的。

扩展资料

庄子对事物相对性的认识

　　庄子哲学思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对事物相对性的认识。

　　首先，庄子认为事物总是相对而又相生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相互对立，又互相依赖的正反两个方面。拿形成万物的“气”来说，同样存在明与阳相对相生的性质，天与地、日与月、动与静、明与晦、生与死、消与长、男与女、雄与雌等等就是最普通的阴阳相对相生的概念。

　　其次，庄子认识到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它相对应的方面转化。《齐物论》说道：“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总结出事物分化与合成的对应发展的基本趋势。《则阳》又进一步说：“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

　　第三，庄子认为从“道”的总体性、同一性的角度说，宇宙万物尽管千差万别，小与大、短与长、善与丑、分与成，说到底又是齐一的，没有区别的。

　　第四，庄子认为确定认知的标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认知都会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受到时空的制约。如果离开特定的条件，超越了时空的制约，认知就只能是相对的。他多次举例说明时空的无限性、事物变化的不定性以及认知主体的局限性，从而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掩盖了相对关系中的绝对性因素，因而趋向不可知。
那么，世间到底有没有一种绝对自由？《逍遥游》篇中庄子就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天地间事物，无论大小、久暂，都有所待而不自由。如果在自然界能做到顺应万物的本性，适应天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无尽的宇宙，在社会上能做到至人那样忘掉自我，神人那样不求有功于人，圣人那样不求有名于社会，就能达到不依靠任何外物、绝对自由的“逍遥游”境地。当然，像庄子所宣扬的这种完全超然而神秘的境界和不要任何客观条件、不受任何客观限制的所谓“无待”的自由，是天地间所根本没有，也绝不会有的，这只不过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所谓心造的幻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