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课 “海内存知己”

杭州雷峰塔地宫发现罕见日本古钱

　　《文物》杂志2002年第5期刊载《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在其中刊登的杭州雷峰塔出土3300枚古钱币中，笔者发现了一枚极为罕见的日本“饶益神宝”钱。这是继1970年西安出土日本“和同开珎”钱后，在中国发现的最重要的日本钱币，此前，仅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

　　发现的这枚“饶益神宝”钱，为日本“皇朝十二钱”之一。拓片刊于“发掘简报”图四一第23号。原大。直径1.9，孔0.7厘米。

　　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受中国唐朝钱币影响，自元明天皇和同三年(708年)始仿开元通宝，铸银、铜“和同开珎”钱，到村上天皇天德二年(958年)铸乹元大宝钱，二百五十年间，共铸造十二种钱币，总称“皇朝十二钱”。

　　“饶益神宝”钱，始铸于清和天皇贞观元年(859年)，相当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材质有铜、铅小平钱两种，均罕。钱文楷书，旋读。字文宽阔，笔意带南北朝书风。在日本皇朝十二钱中，最为罕见。“饶益”二字取佛教语言，意为“使受到利益”。该钱在雷峰塔地宫出现，当与吴越时期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有关。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文化与经济交往源远流长。但在公元894年(唐乾宁元年)后，日本藤原政府对华停止“遣唐使”。醍醐天皇(898—930年)和村上天皇时期(947—967年)，又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船只出海。五代时，中日官方交流处于低潮。然而，吴越民间商人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仍十分频繁。据日本史书记载，当时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全是中国船，而又几乎都是吴越的船。日本商人、僧人来中国也都乘中国船。

　　吴越王钱俶建造雷峰塔的时间，大约在开宝五年(972年)，即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距日本铸造“饶益神宝”钱的时间已相隔113年。雷峰塔地宫发现这枚“饶益神宝”钱，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日本僧人，特意为吴越国建造雷峰佛塔而放入地宫的供奉钱。因此，它的发现，不仅对研究古杭州对外交往、乃至中日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鉴真东渡

    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中，有一尊僧人的坐像，造型优美，形象逼真，被尊为日本的国宝，受到特别的保护，每年只开放三天，供人瞻仰。这尊坐像塑的就是中国著名的高僧鉴真。他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历尽艰辛，到日本传教的事迹，至今还在中日两国人民中传颂着。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密切了。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派出遣唐使（赴唐朝的使者）共十四次，每次都在一百人以上，最多的一次有六百五十人。很多日本留学生进入唐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有的在中国居住二十年以上，有的留在唐朝做官。唐朝也有许多学者到日本去，其中最著名的是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是扬州江阳（今江苏省扬州市）人。鉴真是他出家后的法号。他生在公元688年，父亲是个商人，也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鉴真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四岁那年就出家当了和尚。

    经过佛寺里著名师父的指导，鉴真的佛学知识越来越丰富。后来在长安的一座佛寺里受了具足戒（戒是佛教徒应当遵守的戒条、戒律。举行仪式，接受师父授给的戒条，叫做受戒。具足戒是僧侣的最高戒律．受具足戒表明受戒人的学问已经达到高深的程度，有了讲授的资格）。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当他四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名扬四方的高僧，由他授戒的门徒达到四万多人。

    当时，日本受中国影响，大力提倡佛教。他们仿照唐朝修建佛寺。日本政府还决定派荣睿和普照两位年轻的僧徒到中国学习佛学，并打算聘请中国的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

    荣睿和普照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他们听说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就想请鉴真到日本去。公元742年，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向他说明了来意。鉴真见他们这样诚心，就问身旁的弟子；“你们有谁愿意接受邀请，去日本国传法吗？”在场的僧侣谁也不吭声。过了半天，一个名叫祥彦的僧徒站起来说：“日本国离我们太远了，中间隔着茫茫大海，途中恐怕性命难保，所以不敢去。”鉴真说：“为了传播佛法，怎么能顾惜生命呢？你们既然都不愿意去，我去吧！”僧徒们见师父态度这样坚决，都很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东渡日本。

    唐朝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人是不准出国的。荣睿和普照通过宰相李林甫的哥哥、信奉佛教的李林宗的帮助，办好了鉴真出国的手续。

　　但是很不巧，正当他们要开船远航的时候，浙江一带发生了海盗事件，沿海关防检查十分严格。鉴真的弟子道航和如海发生纠纷，惊动了官府，没收了他们的船只。这次东渡没能成行。这以后，鉴真又进行了三次东渡，都失败了。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六十一岁的鉴真做好了第五次东渡的准备。六月的一天夜晚，鉴真和他的弟子们登上大船出发了。不久就遇到了大风浪。船漂到浙江海面，几次在一些小岛附近避风。直到十月才继续启航。没料到刚行到中午，海面上突然刮起暴风。风越刮越大，浪越来越高，黑云遮天，狂风怒号。船上的人，一个个头晕无力，呕吐不止，只有船夫还能勉强支持。船上的淡水用完了，只好喝海水。喝后腹胀难忍。他们一连在海上漂了十四天，船终于靠岸了。上了岸才知道已经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振州（今海南岛崖县）。

    这时候，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先是荣睿因旅途颠簸，患病去世。接着，鉴真因为南方暑热，得了眼病，双目失明。不久，跟随鉴真多年的弟子祥彦也去世了。这一系列的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他东渡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公元751年春天，鉴真回到了扬州，又着手准备第六次东渡。

    第二年，日本政府派出了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他们在返回日本以前，向唐玄宗正式提出聘请鉴真去日本传戒的要求。藤原清河还亲自到扬州拜访鉴真，向他发出邀请。这时候，扬州的僧侣仍然严密地监视着鉴真，不肯让他去日本国。鉴真和日本使者只好约定在黄泗浦（今江苏省沙洲西北扬子江滨）会合。在鉴真的弟子仁斡禅师的帮助下，十月的一天晚上，鉴真和他的弟子二十四人，悄悄离开了寺院，登上了船。到了黄泗浦，换上日本遣唐使的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公元753年，鉴真所乘的船抵达日本九州岛，东渡终于成功了。

    鉴真自从公元742年接受荣睿、普照邀请，决心东渡日本，前后历时十二年才告成功。十二年中，历经五次挫折，艰苦行程数千里，先后有三十六人献出了生命，到达日本国的时候，鉴真已经六十六岁了。

    公元754年二月，鉴真一行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受到了热情接待，住进了东大寺。鉴真的到来，震动了日本各界，他们从早到晚前来拜谒慰问。

    日本天皇把全国传授戒律的大权托付给鉴真。鉴真在东大寺的佛像前设起了戒坛，举行盛大授戒仪式。天皇、皇后、皇太子依次登坛受戒。从此以后，不论什么人，如果没有经指定的戒坛受戒，就不能取得僧籍。

    鉴真在日本天皇赐给他的一块宅地上建造了一座新寺院，叫做“唐招提寺”。他亲自参加唐招提寺的建筑，整个建筑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反映了唐朝建筑的特点，是日本奈良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宏伟的建筑物，对日本寺院建筑影响很大。从此，鉴真就在唐招提寺中讲律授戒。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寺院。

    鉴真精通医学，他带去了许多药方，还亲自给人看病，传授中草药知识。他还带去中国的绣像、雕像、画像、书帕等，对日本的美术界有很大影响。

    鉴真在日本整整度过了十个春秋，为中日两国的友谊和两国科技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公元763年，七十六岁的鉴真在奈良病逝了。日本朋友将他葬在唐招提寺，并且世世代代纪念他。

    1980年4月，日本政府还特地把鉴真的坐像送回中国扬州“返里探亲”，在中日两同友好关系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玄奘取经

    我国古代著名的小说《西游记》，叙述了唐僧在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的帮助下到西天取经的故事。那些神奇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唐僧——玄奘（zàng），历史上确有其人。玄奘，原姓陈，名袆（huī），洛州缑氏人（缑gōu，缑氏，现在的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因为他精通印度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也有人叫他唐王藏。他的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十三岁就出家做了和尚。唐朝初年，玄奘到四川研究佛经。那时候，四川比较安定，从各地来了很多有名的高僧。玄奘向他们请教，学问大有长进。他看遍了国内的佛经资料，有不少问题解决不了。于是，他学习梵文（梵fàn），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现在的印度半岛）去学佛经。

    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还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政府严禁百姓私自出境。官府拒绝了玄奘的申请，约好了的同伴都不去了。玄奘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公元627年秋天，他跟随一些商人由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道路。走到甘肃西部，快到玉门关（唐朝边境的最后一道关卡）的时候，玄奘骑的马死了，跟随他的两个小和尚也跑了，后面官府的差役又追了上来，玄奘躲在客店里，不知如何是好。瓜州的州官李昌拿着追捕文书走了进来，问道：“师父就是玄奘吧？” 玄奘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李昌说：“师父如说实话，弟子可以给您想个办法。” 玄奘见李昌态度诚恳，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李昌赞叹道：“师父决心取经，研究佛法，真了不起，我一定尽力帮助。”说完便撕碎了追捕文书，说：“师父赶快走吧，天黑就出不了关了。” 玄奘又惊又喜，赶紧离开客店，奔向玉门关。

    玄奘只身在沙漠中前进，一天中午，来到第一座烽火台。他正在马旁喝水，突然飞来一箭。过了一会儿，又是一箭。玄奘急忙朝着烽火台大喊：“我是长安来的和尚，要到西天取经，请你们不要射箭。”守卫烽火台的官兵弄清了去势的来历，都很敬佩，送他过了烽火台。到了第四座烽火台，烽官（守卫烽火台的将官）还留他住了一夜，给他准备了干粮和清水，并且嘱咐说。“第五烽烽官很坏，万一被他发现，性命难保，请师父绕道走吧：”

    玄奘又继续赶路了。沙漠中间，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白天热风如火，晚上寒风似刀。有时候因为气流的急剧变化，会看到幻影，明明望到人群马队，走近了却又什么也没有，行人以为是妖魔鬼怪。沿途到处是人马遗骨，断剑折枪。玄奘走了一百多里路，口喝难忍，停下来喝水。不料，在取皮囊的时候，一失手，整个皮囊里的水全没到沙漠上。茫茫黄沙，一望无边，到哪里才能再找到水呢？玄奘忍着极度的干渴，走了五天，最后昏倒在沙漠中。半夜过后，忽然凉风习习，玄奘清醒过来了。幸好前面不远就是一片绿洲。清清的泉水，嫩绿的野草，使他脱离了险境。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程，玄奘终于走出八百里沙漠，来到了高昌国（在今新疆境内）。高昌王本是汉人，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很尊敬玄奘，苦苦请求玄奘留下来说法，答应给他优厚的酬劳。玄奘说：“我远游是为求佛，现在被大王阻留，大王只能留住我的身体，却留不住我的精神。”高昌王还是不让他走，他一连三天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高昌王深受感动，答应送他西行，并且送给他衣物、干粮、挑夫和三十匹马，还给沿途各国写信，请他们保护这位远行的高僧。

    此后，玄奘又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年，公元628年夏天才到天竺。在这里，他看到许多高大的鸵鸟；看到一百五十尺高的石像和一千尺长的石刻卧佛像；还看到成群的巨象往来运输。他几次横渡恒河，遍访佛教史上的古迹。他访问了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那里有一棵五丈多高的菩提树，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经在这棵树下苦修；他到了佛经中所说的西天灵山，参观了释迦牟尼说法的地址。这些实地考察，使玄奘对佛经的理解更深入了。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常年有僧徒一万多人。玄奘到寺院的那天，一千多和尚捧着香、花迎接来自中国的客人。寺的住持（当家和尚）戒贤，是个年过百岁的佛教权威，他早已不讲学了，但是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特地收玄奘为弟子，重开讲坛，用十五个月的时间，给玄奘讲了最难懂的佛经。

    玄奘夜以继日地钻研佛经，学习古代印度的语言，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那烂陀寺，能通晓二十部经论的有一千人，通晓三十部的有五百人，通晓五十部的只有十人，玄奥就是这十人中的一个。但是他并不满足。十年中，他在天竺到处求教，终于像戒贤一样，通晓了全部经论的奥妙。玄奘博学的声誉传遍整个天竺。

    公元641年，玄奘路经曲女城（分印度北方邦卡瑙季），受到戒日王的欢迎。恰好这时候有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没人能驳倒一个字。戒日王是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决定在曲女城举行盛大的法会，公开辩论。

    辩论大会举行的时候，戒日王邀请玄奘为论主（主讲人）。出席会议的有天竺十八国的国王和六千多位著名的教徒。玄奘坐在为他专设的珠宝床上说法，他举出许多例子，反复论证他的观点，听讲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还把他所著的《破恶见论》挂在会场门口，征求答辩。辩论会进行了十八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反对的意见。散会那天，各国国王拿出许多金钱送给玄奘。玄奘分文不要，全送给贫苦的百姓。

    戒日王一再诚恳地挽留玄奘留在印度。还有一位国王甚至表示，只要玄奘肯留下来，愿意为他建造一百所寺院。但是，玄奘怀念阔别十多年的祖国，他决心回国。临走的那天，戒日王以及当地的印度朋友，挥泪送了他几十里路。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初，玄奘带着六百五十多部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了中国的都城长安。这时候，距离他从长安出发已经整整十八年了。

    玄奘当年出国是违犯禁令偷偷出去的，现在，唐太宗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很佩服玄奘的顽强精神，特地派房玄龄去长安迎接他。

    正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长安城里人山人海，路两旁摆着香案和鲜花，锣鼓音乐，此起彼伏。长安的僧尼数万人，排着队，把玄奘带来的经卷佛像安置到弘福寺。

    玄奘到洛阳朝见唐太宗，介绍了他旅途所见所闻和西城、天竺各国的风土人情。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他劝玄奘还俗，帮助他治理国政。玄奘谢绝了。

    不久，玄奘开始了翻译佛经的工作。他每天五更起床，三更才睡，九年间，共译出七十四部佛经，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他的译文流畅优美，忠于原意。有些专用名词，例如“印度”，就是他翻译的时候确定下来的。

    长期艰苦的翻译工作耗尽了玄奘的精力。公元664年二月，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和杰出的翻译家在长安郊外的玉华寺去世了。

    玄奘生前还和参加翻译佛经的辩机和尚共同编写了《大唐西城记》。这部书记载了包括今天我国新疆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名胜古迹和城市风光等，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城记》，已经被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