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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第21课 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明朝文化（一）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8 18:31:54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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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一)概况
紫禁城是我国明、清两代24个皇帝的皇宫。其名称系借喻紫微星垣而来。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曾把天上的恒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和其他星座。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紫微星垣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天帝住的地方叫紫宫。 天帝自然是至高无上的，而人间的皇帝也是至尊的，我国古代的建筑大师和工匠们以其非凡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设计建造了人间皇帝富丽堂皇的居处。建设者们为了推崇皇帝的至圣至尊，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建筑手法，突出了人王地主的特殊地位。紫禁城就是他们的一大杰作。 在占地72万平方米的面积上，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建造了宫殿房舍9000多间，约15万平方米。如此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不但没有纷杂现象，反而给人以结构严谨、色彩辉煌和布局规整的感觉。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突出了一条极为明显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和整座北京城有机地结为一体，总长度约16华里，在皇家禁苑内的部分，约占1／3。 紫禁城中的建筑，除了突出中轴线处，还运用各种手法，使城中各组建筑均具特色，如殿基的处理、殿顶的形式、吻兽和垂脊兽的数目，彩绘图案的规制等等。这样，不仅使主要建筑更显得高大、壮观，而且还表现了宫中建筑明显的等级差别。 《周礼·考工记》中对封建帝王之都城营建有明确记载。紫禁城即按其"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营建原则修建。 北京的紫禁城是从明永乐五年(1407)工始筹备，永乐十八年完工的。施工中征集全国著名工匠10多万名，民夫100万。所用的建筑材料来自全国各地。木料来自湖广、江西、山西等省；汉白玉石料来自北京房山县；五色虎皮石来自蓟县的盘山；花岗石采自曲阳县。宫殿内墁地的方砖，烧制在苏州；砌墙用砖是山东临清所烧。宫殿墙壁所用的红色，原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室内墙壁上的杏黄色颜料产自河北宣化的烟筒山。 北京的宫殿在永乐十四年(1416)以前是为皇帝"巡幸"而建。永乐十四年决定迁都之后，于当年十一月才复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所以北京紫禁城内作为皇宫规模的宫殿应是从永乐十五年正式开始的。当年正月，由平江伯陈喧督漕运木，二月由泰宁侯陈皀督工建造。管理工程的是朱棣的NFDBE信太监阮安和工部尚书吴中。 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当时紫禁城内三大殿的名字叫奉天、华盖、谨身。朱棣御新殿不到百日，三大殿被禁毁。朱棣怕"违背天意"，不敢再建，权以奉天门为听政之所，这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御门听政"之起因。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仁宗)继位，仍沿旧制不改，因为他留恋兴王之地，想复都南京，无心修复北京的三大殿。他在位仅一年，未能迁都。宣宗朱瞻基锐意文治，不思迁都。直到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四年(1439)十二月初一，才下诏复建。施工中用各局监轮班工匠3万余人，军队36万人。正统六年十一月，三殿二宫竣工。 以后历朝都向各省征财修缮宫殿。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大殿又遭火灾，后重建，于四十一年三殿告成，改名为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40年后即万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1596～1597)，后两宫和前三殿又被烧毁。万历三十二年(1604)才修复了后二宫即乾清宫和坤宁宫。前三殿因木材缺乏，不能施工。天启五年八月，通惠河工部郎陆澹园在天津至海岸沿途的芦苇中发现历朝剩下的楠木一千余根，解决了木材问题。于第二年(1626)九月建成皇极殿，第三年八月建成中极殿和建极殿。 据记载，明代宫苑规制宏丽，崇楼叠阁，摩天连云。殿楼亭阁门户等建筑多达786座，宫殿有的高达9层，明末多被毁。 清代屡有建设，如顺治、康熙两朝在清初即着手修建皇宫。乾隆时修建最多，耗资数目也最大，为他自己养老的"外东路"(宁寿宫)即此时所建。清代修宫室主要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后来各朝修建甚少。 辛亥革命后，由于国民政府与清室签定了十九条优待条件，其中有逊帝傅仪仍居后宫之条文。这段时间不仅殿宇失修，而且文物亦大量流失。1931年"九·一八"以后，宫内文物2972箱运往南方，后又转运台湾。 故宫对外开放是民国三年(1914)，开放范围很小，仅限于外朝区，而且票价昂贵，故游人寥寥。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将军奉冯玉祥将军之命，将溥仪逐出皇宫。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开幕典礼，正式对外开放。 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接收了故宫博物院，30多年来，党和政府对故宫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如：修缮了宫内大小工程290多项；修复坍塌了的内河河岸2100多米；疏浚早已湮塞的下水道17公里；增设了污水管道排水系统；安装消防管道7000多米；安装避雷针46处；清理文物100多万件；征集流失文物21万多件；1952～1958年从宫中清理出垃圾30多万立方米。
(二)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
1.午门
为紫禁城正门，顺治四年(1647)重建，高356米。三阙，上有重楼九楹，彤扉各三十六，明廊两翼，杰阁四耸互相连贯，俗称五凤楼。
(1)出入午门之规定：
驾出午门去社稷坛时鸣钟，祭太庙时击鼓。文武官员出入左门；宗室王公出入右门；当中正门只准皇帝、皇后的龙车、凤辇出入。左右掖门平时不开，惟升殿视朝,百官各以东西班次由掖门入。殿试文武进士，单号进左掖门，双号进右掖门。
(2)午门的作用：
明代正月十五日，午门悬灯赐宴百官。皇帝在立春日赐春饼；端午日赐凉糕；重阳日赐花糕。农历十月初一，颁发次年历书。
(3)献俘大典：
明代的献俘大典在午门举行。五凤楼上设宝座，朝廷大将携俘凯旋，皇帝NFDBE临五凤楼举行典礼，门前小广场可容2万余人。
(4)廷杖：
明朝规定，凡大臣惹怒皇帝而被批"逆鳞"者，都来午门外受廷杖，最初只是象征性地责打，后来发展到打人致死，如正德十四年(1519)皇帝朱厚照要到江南选美女，群臣上谏，皇帝发怒。大臣舒芬、黄巩等受廷杖者130余人，有11人被当场打死。
(5)红杖：
紫禁城门前设两根红杖。两名护军持红杖坐门下，NFDBE王以下人员经过时不起立。有不报名擅入者，举棍便打。午门城下两处小房(今售票处)为明锦衣卫值房，东西两厢及禁门都站满禁军校尉。
(6)内金水桥：
午门内御道上，有桥5座。规制与外金水桥相同。河水曲折多姿，似玉带，又名玉带河。此河的建置《酌中志》中说："非为鱼泳在藻以资游赏，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禄之变，此河实可赖"。又举例说："天启四年(1624)六科廊灾，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灾，皆得此水之力"。
2.太和门
金水桥北正中为太和门。左为昭德门，右为贞度门。门前铜狮一对。该门建在白石崇基之上，横九间，深四间。初建于永乐年间，称奉天门，嘉靖时改称皇极门，明末又被毁，重建于顺治三年(1646)。明清两代都有"御门听政"之制。康熙之前设座于此。现在之门是光绪十五年(1889)火后重建的。
(1)门前广场 门前东西两庑各22间，皆崇基。东庑正中为协和门，西庑正中为熙和门。协和门之南庑为内阁诰敕房，北庑是稽察上逾处。熙和门南庑是 书处，北庑是起居注公署。广场东南隅是内阁公署，西南隅是膳房库。熙和门旁有一铁环，粗如拇指，距地3尺，传为康熙拴驴处。
(2)以假乱真应急门 现在的太和门是光绪十五年(1889)重建的。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贞度门失火，延烧太和门。农历元旦为国家大典，正月二十六日是光绪皇帝大婚之日。两次大典均涉及太和门。为此，内务府相国福锟、尚书嵩申、侍郎师曾、巴克坦布和崇光五位大臣极为焦虑。嵩尚书门下有位叫孙荩卿者，自告奋勇，毅然承当此事，招募能工巧匠500人，各佩腰牌，先清除灰烬瓦砾，后在石基上搭了一座假太和门。屋檐房顶"纯以彩绸扎成"，再用色彩加工，居然"与原式无异"。
3.外朝三殿
外朝三殿俗称三大殿，是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也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建筑。东西两庑各32间，东庑正中为体仁阁(明代叫文昭阁)，西庑正中为弘义阁(明代叫武成阁，珍藏永乐大典处)。两庑之房是内府的银、皮、缎、衣、瓷、茶六库。 三大殿建在三层重叠的"工"字形须弥座上，该座由汉白玉雕成，高二丈余，下层台阶21级，中、上层各9级。这里也称丹墀或丹陛。每层丹陛都横卧地袱，上立望柱，柱头雕以云龙云凤图案。地袱下有排水沟伸出底部，雕出螭首，口中小孔为出水口。整座丹陛上共有螭首1142个，如遇雨天，可见"千龙吐水"之奇观。 本区全部占地面积约87万多平方米。
(1)太和殿：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始建于永乐四年(1406)，成于永乐十二年，重建于永乐十八年。原名奉天殿，次年毁于火，直至英宗正统六年(1441)重建完成，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7)又毁于火，嘉靖四十年重建。翌年改名皇极殿。万历二十五年又毁于火，至熹宗天启七年(1627)重建完成。明清之际又毁于兵燹。清世祖顺治十年(1653)修建后，改称太和殿。圣祖康熙八年(1669)重修。康熙三十四年(1695)改9间为11间，施工近三年落成，即现在规模。 正面有12根圆红柱，东西约63公尺；南北进深约33公尺，高35公尺。殿前丹陛三层五出。殿顶为重檐庑殿顶，是殿宇中最高等级。前后有金扉40，金锁窗16。殿内大木48根，原为楠木，后为松木。 殿中有地平床高6尺余，上设屏风、宫扇和宝座。殿顶上有藻井，镇火之意。每年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及国家大庆典时，皇帝才御殿受贺。 殿中地平床亦叫紫宸台，台上之宝座背上画有斧钺，上部髹漆雕龙。该宝座是新中国成立后才陈设于此的。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登基时，把原椅撤下，换上他自己设计的高背大椅。袁失败后，椅被弃。1959年发现光绪二十六年太和殿全景照片，于是"按图索骥"在破家具库中找到了一只破椅，从髹漆雕龙的式样来看，是明代制品，经专家鉴定，此椅即是皇帝宝座，1963年决定将此椅修复，于1964年9月完工后展出。 殿中宝座旁有6根雕龙金柱，沥粉贴金，为蟠龙云山图形。6柱当中，上为穹隆园顶，称藻井，镇压火灾之意。"井"内巨龙蟠卧，口衔宝珠，叫轩辕镜(是正统皇帝的象征)，镜下正对髹漆宝座。现在的轩辕镜并未正对宝座，据说是袁世凯怕大圆球掉下来把他砸死，故将宝座后移。 丹陛间宝鼎18座。殿外左右安放4只铜缸，象征"金瓯无缺"。(故宫中现有铜、铁缸231只，其中铁缸大都是明代制品)铜胎鎏金缸，每只需用黄金100余两。铜龟(国之守器)，铜鹤各一对，象征"龟鹤千秋"。东有日晷，西有嘉量，象征皇权公正平允。
(2)中和殿：
在太和殿后。明初称之为华盖殿，嘉靖年改名中极殿。清初改名中和殿。 殿为方形攒尖顶，每边21公尺，各3间，走廊列柱20根。金扉和金锁窗各34。 皇帝在去坛庙祭祀前一天，在此读祭文；每年二月皇帝去先农坛NFDBE耕前一天，在此验看种子和农具；皇家玉牒每10年修一次，皇帝在此举行视看仪式；太和殿大朝时在此等时辰、休息；每年三大节皇帝在此殿接受内阁、内臣、礼部、都察院、翰林院、詹事府及侍卫执事人员的贺礼。光绪皇帝变法失败后曾被拘于此殿。殿内肩舆是乾隆年造，一是黑漆金云龙纹，一是填漆彩绘云龙，由8人抬。皇帝乘坐的肩舆分礼舆、步舆、轻舆、便舆4种，便舆又分凉、暖二种。平时出入乘便舆。
(3)保和殿：
在中和殿后。明初为谨身殿，后改建极殿。清代重修后改为现在的名称。 广九间，深五间，重檐歇山顶。 明朝册立皇后、太子时，大臣上表，皇帝在此殿受贺。清朝每年正月初一和十五在此殿宴请蒙古和新疆王公大臣。公主下嫁在此殿宴请三品以上大员，定例宴席70桌，用羊63只，御酒20瓶。 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最高层次是殿试，但殿试处所改变多次。明朝殿试曾在太和殿，清初时在天安门外，后来在太和殿院内。乾隆后，改在保和殿内。自备考具，取前3名称鼎甲，其余称进士及第或赐进士出身。进士可在家乡树坊，每人给银30两。鼎甲3名另加50两。鼎甲3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他们插花、披红，跨马游街，从宫城的正门御路走出。这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大荣耀。 保和殿后面的丹陛御路上有一块巨大的雕石，由一整块艾叶青石雕成。长1657米，宽307米，厚17米，总重200多吨，此石产自京西南房山县。
4.内廷中宫
乾清门以北为内廷，是帝后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内廷门户众多，其形式雷同，虽然目迷五色，但有其建筑规律。以中轴线上的中宫为中心，两侧配以东、西六宫，成为众星捧月之形式。
(1)乾清门及广场
该门是内廷正门，广五楹、丹陛三层，各九级，周以石栏，门前列二金狮。门前广场，东为景运门(通往外东路)，西为隆宗门(通往外西路)。 九卿房：乾清门东，有内左门，再东有周庐12间，为外奏事处。是散秩大臣、文武大臣、侍卫值班等待漏之所，称九卿房。 军机处：乾清门西，有内右门，再西有相对周庐各五。东为宗室王公待漏之所，西为军机处，是中央的决策机关。 "御门听政"：乾清门一组建筑，清沿明制，重建于顺治十二年(1655)。两侧的值房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明代和清初的"御门听政"均在前边的太和门，自康熙皇帝起改在乾清门。咸丰以后"御门"制度遂无所闻了。 清制，凡遇斋戒之日，太常寺进铜人，陈于乾清门左，此斋戒铜人以提醒皇帝。 乾清门内之东为上书房，是清代皇子皇孙读书之处。高宗书"养正毓德"。皇子6岁来此读书。阶下有习射之所。皇帝政事之暇，与皇子王孙等习射。诸师傅中有善射者，亦可参加。宣统三年登极，其父醇NFDBE王载沣摄政，常听政于此。 在乾清门内之西为南书房，是内廷词臣的值庐，清史中，著名的"康熙除鳌拜"历史事件，即发生在此处。
(2)乾清宫
乾清宫是内廷正殿。明永乐年初建，正德九年(1514)毁于火，十六年复建。万历二十四年(1596)、二十五年又重建，明末又被毁。清顺治十二年(1655)重建。康熙八年(1669)，嘉庆二年(1797)二次重建，至今。 正面十柱，广九楹，深五楹，殿前丹陛上列龟鹤各2个，晷影、嘉量各1个，宝鼎4个。左右丹陛南出者二，东西出者一。东西丹陛之下有文石台各1个，上安江山社稷金殿，周围配置28宿象石兽。 殿中设宝座，左右列图史璇衡仪器等物。殿内有暖阁九间，每间又分上下两层，每间设床三张。 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的寝宫及平时处理政事的地方。清代雍正后，寝宫迁往养心殿。此殿每年元旦、灯节、端午、中秋、冬至、万寿等节，按例举行家族宴。晚清时期，亦在此殿召集外国使臣。清朝有名的两次"千叟宴"皆在此殿举行。一次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入宴者1000余人；另一次是乾隆五十年(1785)，入宴者3000余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头儿。 皇帝死后，棂柩停在此殿。 明史上有名的"壬寅宫变"、"移宫案"、"红丸案"等史载专案即发生在此宫。宝座上方悬"正大光明"匾一方，是雍正之后秘密立储藏诏书的地方。
(3)交泰殿
在乾清宫后，形制与中和殿相同，顺治十二年(1655)沿明制重建。康熙八年(1669)、嘉庆二年(1797)重修。 该殿是皇后每逢大典及生日受贺地方。每年春季在此举行NFDBE蚕仪式。 殿内存玉玺25块(乾隆据《周易》天数二十有五之说置之)。前4块为关外时所用。西侧陈设乾隆年间造的自鸣钟，东侧为铜壶滴漏。清世祖鉴于明阉之弊而戒内官不可干预政事之铁牌也立于此殿。殿内高悬康熙御笔"无为"二字。
(4)坤宁宫
明代建筑，清代顺治十二年，按满族风俗，照沈阳(奉天)清宁宫之制重建，明时有秋千，清明节时嫔妃们游戏于此。崇祯周皇后在此殿自尽，该殿原是皇后寝宫。清雍正皇帝由乾清宫迁往养心殿后，皇后也由坤宁宫迁往体顺堂。坤宁宫改建后，西间为祭神之所，有朝祭、夕祭、春秋大祭等。东暖阁三间，为皇帝大婚之所，内设龙凤喜床。
5.御花园
原名宫后苑，今俗称御花园，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正南坤宁门，左曰琼苑东门，右曰琼苑西门，北出顺贞门。该园呈矩形，东西130公尺，南北90多公尺。园中建筑上承元代，山石树木点缀其间，庄严整齐中力求变化。在占地仅12万平方米的面积中，容纳了大小20多座、十几种不同风格建筑，具有浓厚的宫廷气氛。 钦安殿是御花园中的主建筑，也是皇宫中轴线上惟一的宗教建筑。建于明代，内奉玄武神，面阔四间，重檐顶大殿，殿前有连理柏，是同干异根的柏树。御花园中有连理柏数株，最引人注目的是钦安殿前的一株，已有400余岁。 天一门：在坤宁门北，钦安殿南垣。嘉靖十四年(1435)四月建，原叫"天一之门"，取天一生水之意。清时改天一门，是一座水磨砖造的单元券门，歇山黄瓦琉璃顶。两夹有黄瓦琉璃影壁。门前并列两个麒麟及铜鼎等。道旁奇石夹峙，门内东傍墙有石柱，刻工极精，相传为鲁班下界所凿。 象征春季之亭，名万春亭，是一座上圆下方四出厦的重檐亭。平面作十字形，基座四出陛，周围有白玉石栏。亭内原供关帝。亭东南平房是旧总管太监刘某所居。 象征夏季之亭，名浮碧亭，堆秀山东有矩形水池，周砌石栏，架池上有亭，曰浮碧。亭内有匾额"杏花春雨"、"蓬岛烟霞"。亭内天花板是五彩百花图案。 该亭东西两边可凭栏观鱼，南北通平地。 象征秋季之亭，名千秋亭，在钦安殿西南方，养性斋前。 象征冬季之亭，名澄瑞亭，在钦安殿西北方，是一座暖阁的造型，故象征冬季。 堆秀山在顺贞门东侧，太湖石倚垣凌起。山高14米，山前有喷水龙头，甚壮观。原用水桶引水上山，再灌下来，现在用自来水。山上有御景亭，山巅有石洞通亭中，洞口有御书"云根"二字。堆秀山址，原为观花殿，明万历十一年(1583)拆除。该山是重阳节皇后登高处。 詀藻堂在浮碧池北，是供乾隆读书和珍藏秘藉之所。堂中藏有《四库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于1779年完成，共12000册。《荟要》共抄两部，另一部藏于长春园的味书室，于1860年被毁；藏于詀藻堂的一部如今在台湾。堂西有古柏，号"灵柏"，相传乾隆南巡时，树枯死，帝回銮后又复活。 东南角边房名绛雪轩，面宽5间，旁带一耳，前出厦3间，如"凸"字。梁间是绿竹花纹，门窗是楠木本色，窗格为"万寿无疆"。轩西向，外植海棠和太平花。轩内乾隆曾与群臣以海棠为题唱和。绛为红色，以海棠花比喻为雪片，故名"绛雪轩"。 园内有小石子和方砖铺设的小甬路。路心是方砖，两侧是用五彩小石子和瓦片组成的720多幅图画和长达300多步的连环画。有《三国演义》故事及世象画等，画中人物维妙维肖。 御花园中除上述建筑外，还有溥仪养鹿囿(天一门西南小石山旁)，养性斋(溥仪师从庄士敦学英文处)、位育斋、延辉阁(西北角边房)、四神祠等。 御花园的北门-顺贞门，北对紫禁城北门-神武门。
(三)两翼
1.东翼
(1)文华殿
该殿是东翼主殿。明永乐年间建，但朱棣很少来此。嘉靖即位后，才开始大肆修造，并把殿顶的绿瓦换为黄瓦。凡遇斋居和经筵时召见在此举行。明末时殿宇被毁，清康熙二十二年(1684)重建。殿深广各五楹。清代经筵，是以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学士、詹事充任讲官，满汉各8人，每次满汉各二人主讲。
(2)文华门
在文华殿前，五楹、三出陛、九级，东为本仁殿，西为集义殿，有工字廊与后殿相通，至主敬殿。
(3)传心殿
在本仁殿东，康熙二十四年(1685)建，广五楹，内祀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有虞、王师禹、汤、文王，皆南向。先圣周公东位西向，先师孔子位西东向。
(4)文渊阁
在文华殿后，是明清两代的大藏书楼。明代此处曾收藏《永乐大典》正本，共22870卷，毁于明亡之际。清代乾隆三十九年(1774)，仿宁波天一阁重建。文渊阁制三层，上下各六楹，阁正中设宝座。阁内原藏珍本《四库全书》36000册(79337卷)，除供皇帝浏览外，也允许有关人员阅览。
(5)箭亭
在文华殿北，广五楹，周以檐廊，中设宝座。宝座东有卧碑一，刻乾隆上谕。大意是不让后代忘记骑射。
(6)撷华殿
文华殿北，绿瓦三所，为皇子所居。 东翼区内的建筑还有治牲所、井亭、銮驾库、国史馆等。 《全国文物精萃展》现在文华殿展出。
2西翼
(1)武英殿
该殿是西翼的主殿，规制与文华殿相同。明代皇帝斋居于此并召见大臣，商计国事或讲论学问。清代康熙执政后，由于他重武厚文，曾集合了许多文人学士，在此开馆编书，还在此院落内开办了印书工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编纂印制于武英殿。此书仅次于《永乐大典》，是我国大型百科全书之一，共6100余册。殿后仁智殿(今敬思殿)是明代命妇们朝贺中宫的地方。明末李自成于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此殿称帝。清朝入关，顺治(福临)也在此殿宣告登基。乾隆中期,凡"殿本"书,均在武英殿校刊。东配殿凝道，西配殿焕章，左右廊房36间，皆贮书处。左右直房是校刊和装璜场所。
(2)尚衣监和咸安宫
武英殿西即尚衣监，殿宇二层，为皇子居处。再向西为咸安宫，即康熙囚禁长子允处，后为教八旗大臣子弟肄业处。原殿五楹，东西配殿三楹，清末毁于火。民国三年(1914)，就咸安宫遗址改筑新式楼房叫宝蕴楼。 (3)南薰殿 在武英殿南。乾隆十四年，诏以内府所藏历代帝后图像迁来此殿尊藏。
(4)御书处
凡御书法贴皆于此处镌刻。稍北即西华门。
(5)断虹桥和十八槐
武英殿东有断虹桥，石质极佳，为诸桥之冠。桥上狮子甚精绝。桥北地广数亩，有古槐排列成荫，俗称十八槐。由于皇宫内树木不多，所以更显得特别葱郁。
(6)夹道
武英殿之西、咸安宫之东的夹道内，为皇子所居，乾隆时为清字经馆。 中轴线两侧的建筑，除了上述前朝的两翼部分外，主要是后廷的东、西六宫。东、西六宫外侧还有建筑。一般称这十二处宫院为内东路和内西路。
(四)内东部
"中宫"东侧，为东一长街，有一组由6个相同形式的院落组成的建筑，人们称其为东六宫，该处各院落中均有主殿一座，而殿前是一座与殿名相同的门，门外左右又各有一门。
1景仁宫
该宫在东六宫的最西南方，原名长宁宫，明末更名景仁宫。顺治十二年(1655)重建。迎门的汉白玉石屏据说是元代遗物。清末为光绪帝的珍妃寝宫，珍妃死后，无人居住。主殿五楹，南向。前为景仁门，门外东为景曜门，西为咸和左门。
2承乾宫
该宫在景仁宫北，原名永宁宫，明末改为现名。顺治十二年重建。为清世祖董后所居。后为养鱼鸟之所。宣统时已满院榛芜，后重修缮。殿前承乾门，门外东为履和门，西为广生左门。
3钟粹宫
该宫在承乾宫北，原名咸阳宫，为太子居住。明隆庆年间改名钟粹宫，顺治十二年重建。清末为光绪隆裕皇后所居。宣统初入宫时，亦曾住过此处。主殿五楹南向，前为钟粹门，门外东边凝瑞门，西边大成左门。
4延禧宫
该宫在景仁宫东，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建。道光三十年(1850)及咸丰五年(1855)两次遭火，遂改名水晶宫。此后殿庑未修，只建花洞数楹，作培植御园蔬菜用。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时，这时又为炮弹所毁，此后把余殿全部拆除，改建了一所新式库房，成为宫中第一处钢筋水泥建筑。前边是延禧门，门外东边是昭华门，西边是凝祥门。
5永和宫
该宫在延禧宫北，原名永安宫，崇祯时改为现名。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建。光绪时瑾妃居此。殿前为永和门，门外西边德阳门，东边仁泽门。
6景阳宫
该宫在永和宫北，原名长阳宫，明嘉靖时改为现名。明孝靖皇后(神宗后)曾居此。康熙二十五年重修，为贮图书之处，殿外景阳门，门外东为衍瑞门，西为昌祺门。 除上述六宫外，还有一些建筑亦属内东路范围，如御书房：该房在景阳宫之后，是乾隆皇帝鉴赏内府所藏宋版书画之处所，该处的文物，宣统时散失。 北五所：在东六宫之北，包括如意馆、寿药房、敬事房、四执库、古董房。 斋宫：在东六宫西南部，清代雍正年间建。大祀时，皇帝在此持斋。原斋戒时须去天坛斋宫，雍正警跸，改在宫内斋宿，叫"内斋"。后殿匾额诚肃殿。此处后来为帝师退憩之所。 毓庆宫：在斋宫东。嘉庆帝受封皇太子后，从撷华殿移居此宫。光诸幼时在此读书。院落、房间都很小，紧夹在二排配房之间，里面隔成许多小间，只有较大的两个敞间用作书房。 奉先殿：始建于永乐十五年(1417)仿金陵之制。明朝以"太庙时享未足展寿思之诚"，复于宫内建奉先殿。每室一帝一后，如太庙寝宫。清顺治十四年重建。 玄穹宝殿：在北五所东南。内祀昊天上帝。 东三所：在玄穹宝殿南，奉先殿北。包括南果房、茶库、库等。 内东路范围的建筑其作用屡经变化。钟粹宫、景阳宫现为织绣馆，展览织绣文物；承乾宫、永和宫现为历代陶器馆；景仁宫、诚肃殿、斋宫现为铜器馆；奉先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为"收租院泥塑展览馆"，"文化大革命"后改为钟表陈列馆。
(五)内西路
"中宫"西侧，为西一长街，街西之建筑无论形式、规制、大小等均与内东路对称，俗称西六宫。但后来屡加改造，打破了原来的格局，有的把门改成了殿堂，同时又沟通了相邻的院落，这样，比呆板的东六宫显得灵活多变了。
1永寿宫
该宫在西六宫的东南角，前为永寿门，门外东为咸和右门，西为纯佑门。初建于明，清顺治十二年(1655)重建。宫五楹，崇阶五出：前三，左右各一。明阉魏忠贤，专横跋扈，曾以此地为蹴鞠(踢球)处。
2翊坤宫
该宫在永寿宫北，前为翊坤门，门外东为广生右门，西为崇禧门。该宫原名万安宫，明嘉靖十四年(1535)五月改为现名。一向为西宫嫔妃所居。清顺治十二年重建。慈禧为贵妃时亦居此。宫五楹，前长廊，廊前列铜鼎、凤、鹤各二。廊间秋千有二。东厢延洪殿，亦叫庆云斋，西厢元和殿，亦叫道德堂。
3储秀宫
该宫在翊坤宫北，宫五楹、前三面回廊相属，东西二廊的基壁遍雕""字花纹，以碧蓝琉璃瓦为之，宝光映溢。廊前铜鼎有四，龙、鹿各二。宫外东为大成右门，西为长泰门。 该宫初建于明，清顺治十二年(1655)重建。康熙二十二年(1682)，拆去宫前储秀门，改建为体和殿。光绪之珍妃即在此殿被选。东厢平康室，西厢益寿斋。慈禧住储秀宫时，在体和殿用膳，每餐主食50多种，菜120多种，用肉500斤，鸡鸭100余只，由450人伺候。民国初期，宣统之"皇后"婉容居此，宫中设宝座，东为卧室，西为浴室，东厢养和殿，西厢绥福殿，后殿丽景轩，婉容将之改为西餐厅。轩东厢为猗兰馆，西厢为风光室。
4太极殿
该宫在永寿宫之西，原名未央宫，明嘉靖十四年五月(1535)改名为启祥宫。宫前为启祥门，门外东为嘉祉门，西亦叫启祥门(该殿何时更名为太极殿待考)。此处是明世宗朱厚之父(兴献王)诞生之所。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重建。民国十三年之前，为同治瑜妃居所。
5长春宫
该宫在长极殿北，宫五楹，四围廊下绘有《红楼梦》故事壁画。明嘉靖十四年五月改名为永宁宫，万历四十三年(1621)复改长春宫。天启妃李后居之。宣统的淑妃亦居此。宫中设宝座，西一间为卧室，西二间为书房，案上陈列各家小说，后加展淑妃的NFDBE笔小楷，东一间为浴室，东二间为储藏室，后殿为"德协坤元"，西厢为承德殿，设有至圣先师神位，西式陈设。东厢绥寿殿。长春宫前之长春门，改建为体元殿，东厢怡性殿、西厢乐道堂。
6咸福宫
在长春宫北。宫前咸福门，门外东为咸宁门，西为永庆门。该宫原名寿安宫，明嘉靖十四年五月，改为咸福宫。宫三楹，明万历时，惠王、桂王共居之。清康熙二十二年重建。嘉庆四年，皇帝亦常居此。同治皇帝出生在此宫。晚清时堆放什物。后面是同道堂。 西六宫经过改建后，成为4个院落，8座主殿。东南角的永寿宫和西北角的咸福宫仍自成院落。东部的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及后殿丽景轩成为一个大院落；西部的太极殿、体元殿、长春宫和后殿的"怡情书室"共为一个大院落。目前这几处院落，均为"宫廷史迹陈列"展览。
7养心殿
养心殿在西六宫南端，其位置与内东路的斋宫、奉先殿相对称。在清宫中，除太和殿外，此处亦为最重要的地方。康熙以前，皆以乾清宫为寝殿，雍正以后，即以此殿为寝宫，并在这里处理政事，召见大臣。咸丰五年(1855)文宗与僧格林沁在此殿举行最隆重的"君臣抱儿礼"，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由南京召来，在此殿被召见三次，商讨镇压太平军之事；慈禧在这里"垂帘听政"；隆裕太后在这里颁布逊位诏书；"复辟"时的张勋在此受赏…… 东暖阁是垂帘听政处，隔扇里面为寝宫。 西暖阁是批阅奏折、处理重要文件之地。阁内有许多套间，弯弯曲曲，光线很暗，陈列着许多佛像、佛塔。初一、十五喇嘛来此念经极富神秘感。进门迎面壁上有一幅雍正与乾隆的汉装像，画后为一暗门，以防不测。南侧有一间房子藏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绚的《伯远帖》。乾隆将此三件希世珍宝藏此，故名"三希堂"。 养心殿后，东边5间叫体顺堂，为皇后住养心殿时之寝宫。西边5间叫燕喜堂，是妃嫔陪伴皇帝的临时住所。 内西路除了上述主要殿宇外，还有一些重要建筑。 重华宫：原为"乾西五所"的"东二所"，是清高宗(乾隆)的旧邸，即位后升为重华宫。光绪十七年(1891)重修。东庑葆中殿，是高宗书斋，叫古香斋，西庑浴德殿。每年新正在此宫侍宴太后及赐宴廷臣。联句唱和以为常例。同治的妃居此。 崇敬殿：在重华门内，重华宫前，和重华宫是一组建筑。额曰"乐善堂"。乾隆中期，于元旦后3日钦点王公大臣中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戏、赐茶、联句。将文稿贮于宝座旁的红漆盒内。东、西暖阁供佛，西暖阁有藏经。 漱芳斋：在重华宫之东，有戏台，台前对漱芳斋。五楹，穿堂通后殿。东为随安室，同治妃之印存此，西为芝兰室。 御膳房：在养心殿南院，是皇帝的厨房。皇帝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每当传膳时，御前太监高喊一声"传膳"，声音从养心殿传出遵义门，一一相传，经过西一长街，传到御膳房。御膳由侍膳者传到养心殿东暖阁。
(六)外东路
紫禁城东北部有一组自成体系、占地46万平方米的建筑，被称为外东路。这一带，明朝是仁寿宫一号殿故址。乾隆三十七年(1772)建为其归政尊养之所。南北长100丈，东西36丈。 保和殿后向东过景运门，再进锡庆门，即为外东路第一院落。院东是敛禧门，南面是一座九龙壁，北面是该组建筑的正门-皇极门。
1皇极殿
该殿为主殿，制如乾清宫，只略小些。殿中东设铜壶滴漏，西设自鸣钟。东西各有暖阁。现在殿内为珍宝展览。著名的有"金发塔"，是乾隆为其母祝寿所制，高46尺，底22尺见方，用黄金3440两。"大禹治水玉山"，是我国现存最大玉雕，成品高224公分，重5吨。玉料开采于乾隆三十八年(1769)，由新疆密勒塔山运到北京。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七日发往扬州雕琢，由两淮盐政征瑞督办。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完工，运回北京。第二年正月，命如意馆玉刻名将朱永泰，将乾隆御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及诗文刻于玉山背面。该作品共用10年时间，15万工。 象牙席，亦是希世珍宝。该席长216厘米，宽139厘米。制成此席须先精选大象牙，再经过特别处理，做成厚01厘米，宽03厘米的牙条。用匀称的牙条编织成有图案的凉席。其耗费惊人。雍正年间共做五件，传世三件。
2宁寿宫
外东路统称宁寿宫，皇极殿后之殿，亦名宁寿宫，制如坤宁宫。殿内有煮肉祭神之大锅、木炕及萨满教宗教活动的法器等。乾隆时为宴庆之所。晚清时，光绪NFDBE政后，慈禧舍慈宁宫而迁居于此。
3养性殿
该殿前为养性门，东为保泰门，西为蹈和门。殿制如养心殿。九楹，中设宝座。西楹之北有塔院，奉佛之所。东西各有复室，尤为曲折。
4乐寿堂
该堂在养性殿后，本为书屋，回廊四合，共21间。规制仿长春园淳化轩，东西廊嵌敬胜斋法帖石刻百余快。 光绪二十年，慈禧由储秀宫移居乐寿堂，曾在此庆贺过她的60大寿。西暖阁为寝室，进膳在堂中，四张膳桌横排，慈禧坐西头，头绪坐西北角。
5颐和轩
该轩在乐寿堂后面，原是乾隆看书和休息之所。后面有长廊与景琪阁相通。
6畅音阁
该阁在养性殿东。院内有一座高2071米，被称作福、禄、寿三台的三层大戏台。该台与颐和园中的德和园大戏台相似，都有活动的天花板和地板。台底有水井和水池，可演鬼怪戏，上下有机关，并能引真水上台。慈禧每年在这里传戏。台对面的阅是楼是看戏的地方。两厢廊下是赏王公大臣听戏的地方。楼后是庆寿堂。
7景福宫
在庆寿堂北，地处外东路的东北角。初为康熙奉孝惠皇太后所居。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代同庆。额曰："五代五福堂"。这里的梵华楼、佛日楼，均为奉佛之所。
8乾隆花园
该花园在珍宝馆西侧，南北长160公尺，东西宽37公尺，由五部分组成。此园亭台楼阁富丽精巧，曲径回廊玲珑剔透；古树奇花争妍，湖石假山斗奇；彩画雕刻精美，布局格调清雅，既具有宫廷富丽妩媚的气派，又融汇了江南庭园精巧秀雅的特色，另有一番趣味。
(1)古华轩：
衍祺门是乾隆花园的正门。门内假山为屏，中通一径，是引人入园的洞口。小路一转，又豁然开朗。院内古木参天，山石起伏，正面繁枝掩映着的一座明轩，额为乾隆手笔：古华轩。西南有一座"品"字亭，名禊赏亭。仿照王羲之在浙江兰亭曲水流觞咏诗之情趣，亭中石板地面上刻着似虎如龙的曲水槽。南面的假山后，藏着一蓄水巨瓮，引水流入亭中。东南假山上挺立一座名为"撷芳"的小亭，它冲破了宫墙的轮廓线，大大扩展了视野。在古华轩西边，傍墙依山耸立着旭辉亭，使人感到亭外还有美景。
(2)遂初堂：
在古华轩后，有一组三合院建筑，三面游廊相联，正面为遂初堂，取乾隆祈求长寿退位初愿得遂之意。园中耸立着几块奇妙的太湖石，四周汉白玉石座上陈列着富有天然情趣的山石盆景。整个园落显得古朴宁谧。
(3)耸秀亭：
该亭在遂初堂北小山上。东南下为三友轩，以松竹梅岁寒三友为装饰。再北萃赏楼五楹，前后为走廊。楼后有山，从萃赏楼上后廊可直达山顶碧螺亭。这里有以小见大的悬崖峭壁和"一线天"。山顶平台上设有石桌石凳，阳春赏景，夏夜纳凉，秋日对奕，数九观雪在此均为可心之地。
(4)符望阁：
在耸秀亭北，这里有两座主要建筑。一是建在假山之巅、玲珑精致的碧螺亭。此亭由5根柱子托着5条屋脊，呈5瓣梅花形，宝顶上有釉梅花，天花板上雕着梅花，门楣上绘着梅花，石栏上刻着梅花，可谓傲霜临雪的梅花世界；另一是全园最高建筑--符望阁。阁内装饰精美，壁画迷离，结构复杂，有迷宫之称。人走进去要转20次方向才能走出来。阁内道路有真有假，有的是镜子反光，看起来似通非通。阁西有一处雅致的小院，被弧形小墙包围，大理石门上刻着"映寒碧"三字。假山上有小阁亭一座，名竹香馆。阁旁有翠柏4棵和簇簇修竹。这里奇花异草，清香扑鼻，是寻幽探胜之处。
(5)倦勤斋：
在全园的最北端，绿顶黄檐，是一座极雅静的建筑。里面装饰讲究，有龙榻和小戏台，是乾隆游园休息的地方。"倦勤"有乾隆"让位"的寓意。
(6)珍妃井：
此井是在倦勤斋东、贞顺门内。这是一口普通的水井，因珍妃而著名。珍妃是光绪之妃，礼部侍郎长叙之女，13岁和其姐(瑾妃)同时被选入宫，光绪15年册封为珍嫔，5年后晋封为珍妃。居住在东六宫的景仁宫，因得宠，常居养心殿，后因支持光绪新政被打入冷宫(在景琪阁北边的北三所)。1900年，慈禧外逃前，赐死她于此井，年仅25岁。第二年，光绪回京打捞上尸体，追封为贵妃。慈禧死后，其姐瑾妃在井北贞顺门穿堂东间设珍妃灵堂，名怀远堂，立1米高的楠木灵牌："贞筠劲草"。 出贞顺门往西，即是神武门(故宫北门)。
(七)外西路
西六宫之西的一组建筑，称外西路。这里是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太嫔等居住之地。
1慈宁宫：
该宫在慈宁花园之北，顺治十年建，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七楹，制如坤宁宫，前为慈宁门，门前金狮有二。东为永康左门，西为永康右门。殿前东庑门，叫徽音左门，西庑门叫徽音右门。该殿是皇太后居处。
2空场：
慈宁门南，进长信门，正对长庆门(俗称南天门),是一空场，为太后升遐时，焚化衣衿纸褛之所。
3寿康宫：
该宫在慈宁宫西，亦为皇太后所居。
4寿安宫：
在寿康宫之北，有寿安门，门内正中为春禧殿，殿后正北为寿安宫。这里是明代咸安宫址，乾隆十六年(1751)改建。庭院内原有大戏台，现已无。
5英华殿：
在寿安宫北，原名隆禧殿。明隆庆元年(1567)改今名，内供西番佛像。殿前菩提树两株，为明太后所植。树北之殿奉李太后容，清乾隆时，两树之间筑碑亭，赞述黄教。
6西花园：
这里曾是楼阁耸立"复宇连云"之所在，记载有：惠风亭，静怡轩，轩后慧曜楼，楼西吉云楼，再西敬胜斋，还有碧淋馆，馆南为妙莲花室及凝晖堂，南面额曰"三友轩"，堂前为延春阁。这些殿宇都是贮藏珍宝之处。乾隆向以文治著称，生前曾搜集了大量珍宝古玩。死后，嘉庆皇帝下令把这些宝物全部贮藏于此处的殿宇之中，从而这里成为清宫贮藏珍宝最多之所在。 宣统退位之后，利用"优待条件"中尚可居住后宫之机，不惜任何手段盗卖贮存之国宝，消息传开，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宫廷准备清查帐目，盘点库房。 1923年6月26日(农历五月十三)，敬胜斋失火，随之火势蔓延，致使上述殿宇区变成一片焦土。火灾后的确切损失，不得而知。清廷为了应付社会舆论，公布了一篇缩小若干倍的账目：烧毁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数万册……。 火后之垃圾，由城内一家金店以50万元的价格买下来，从中拣出17000多两熔化了的金块。余下的灰烬又装成许多麻袋，分给内务府的大小官员，其中有人从这些灰烬中提制了两座直径约1尺的黄金"坛城"。 故宫博物院平面示意图 垃圾清理完毕，溥仪把这里改成网球场。
7雨花阁：
该阁在西花园南部，阁3层，上层内供欢喜佛5尊；中层供康熙大成功德佛位；下层供西天番佛。有脑骨灯、人骨笛等喇嘛教法物。敬胜斋失火时，延烧中正殿，故将残余各种梵经夹板均移此阁下。东西配楼亦供佛。
8慈宁花园：
该园在外西路南部，以其建筑富丽取胜，虽是宫廷式花园，但布局开朗。占地6800多平方米，大小建筑11座。园中古木参天，绿荫压地，给人以怡静肃穆之感。 该园始建于明，清代又有添改。园门在东墙中部，名揽胜门。门内分南北两部：北部以建筑见长，以咸若馆为中心，其北为慈阴楼，其东为宝相楼，其西为吉云楼，其南为含清斋，西南为延寿堂。 南半部以莳花种树、叠山垒池、建筑亭台取胜。主要活动范围，一般都保持在地平面上,使太妃们不费跋涉之劳，又得山林之趣。从揽胜门南望，首先是临亭，建于明代万历十一年五月。亭建桥上，桥在池上，池内养鱼，亭南北连着花坛。平台前有太湖石垒山，山有两峰，似有瀑布流于其间。墙根砌青石，南墙东西两隅各有一井，顶井亭。临溪亭前，东西方亦各有一亭，一叫翠芳，一叫绿云。树木中，除散植松柏外，还有两棵大可合抱的银杏树。园内十分幽静。50年代时，还有冬冷飞去天暖飞来的灰鹤呢！
嘉峪关
嘉峪关位于甘肃省戈壁滩上嘉峪关镇西南隅，坐落祁连山脉文殊山与合黎山脉黑山间的 峡谷地带嘉峪塬上，是万里长城西端的终点。嘉峪关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但是早在汉隋两代已建有墩台。关城居于祁连、嘉峪两山之间，险峻天成，建造坚固雄伟，气势磅礴，因此成为万里长城防线上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扼中西交通的锁钥，又是当时国防军事的要隘，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旺和安危，历来统治者都派兵镇守，自古以来称为「天下雄关」，是扼守河西走廊的第一要隘，也是古代丝路必经之地。
嘉峪关曾位居明王朝西北边防第一要口，西方各国继元代之后，闻中国为东方最发达、最富庶的文明古国，连年派遣使节来中国朝贡，都必须由嘉峪关检查、核准始得进口。
据说，原来城楼上本有“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但今已无存。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人们不能把嘉峪关也如此称呼，于是加一个“雄”字，这样显得更有气势。事实上，以巍巍祁连山和茫茫戈壁为背景的嘉峪关，确实很雄伟，称之为“天下第一雄关”，是不为过的。
嘉峪关城周长733.3米，面积33500多平方米，高10米，垛墙高1.7米，西面宽，东面窄，略呈梯形。城关有东西二门，其上各筑有关楼一座，高约17米，三层五间式，周围有廊，单檐歇山顶，结构精巧，气势雄伟。门内北侧，均有宽阔的马道，直达城顶。登关楼远望，长城似游龙浮动于戈壁瀚海，若断若续，忽隐忽现，自是一片塞外风光。在天晴之日，在城楼上偶尔也可见到海市蜃楼奇景。关城四隅各有一箭楼，南北墙中段有敌楼，一层三间式带前廊。两门内北侧有宽阔马道，可直上城顶。西面城垣凸出，中间开门，门上有一巍峨城楼，上有匾额「嘉峪关」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此城楼的形制与东西二楼相同，三楼连成一线。西有砖砌罗城，东、南、北三面士筑围墙，连接长城。
关城曲门名柔远门，门外不远处有一石碑，牌上刻「天下雄关」四个大字。东门名光化门，门外有文昌阁、关帝庙、戏楼。关城内靠北处，有一座游击衙门府，是清代的建筑。东西二门皆有瓮城回护。瓮城门顶各建有单层三间式阁楼一座。西门瓮城外有道长方形的重关，高度与关城相同，但是厚达20米。重关的四角也有敌楼。
关城雄峙于嘉峪山上，南面是白彗皑皑的祁连山，北面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关前有一条清澄如镜的泉水，不涸不竭，古时称为「峪泉活水」。
嘉峪关广为流传着一个歌颂古代工匠的传说。说是明朝修嘉峪关时，主管官员给工程主持人出难题，要求他预算用材必须准确无误。在工匠们的帮助下，工程主管人进行了精确的计算。结果工程竣工时，所备的砖瓦木石恰恰用完，只剩下一块城砖，称为“最后一砖”。现在这块砖仍放在会极门(西瓮城门)门楼檐台上，旅游者慕名都要来看一看这“最后一砖”，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真是令人不由的敬佩。
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2），字东璧，号濒湖山人，蕲春县蕲州镇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14岁中秀才，以后三次应试不第，遂随父学医。由于他刻苦学习，积极钻研医学，同时遍读经史百家书，病人"千里就药于门"，皆"立活不取值"，不到30岁，就名重一时，成了一方良医。明嘉靖已亥年（1539年），蕲州大水后，百姓患臌胀病，他在古代治臌胀病医方的基础上，研究出一种新的药方，治好了不少灾民。嘉靖两辰年（1556年），他治好了楚王儿子吃灯花的怪病，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正，不久又被推荐到皇家太医院任职。他利用在太医院的机会，阅读了大量皇家珍藏的图书和医学典籍，察看了许多珍稀药物标本，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知识。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有感于古代药书记载本草"品类既烦，名称多杂"，"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的弊端，立志重修"本草"，决心更广泛、更周密地给中国药物学作一次全面的总结。他曾向楚王和太医院多次提出修"本草"之事，都遭到冷落和鄙视。为此，他托病辞去了太医院的职务，回到故乡全力重修"本草"，并将书名确定为《本草纲目》。
为了编好《本草纲目》，他学习"神农尝百草"的精神，自1565年开始，历尽艰辛，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又参考历代有关医药方面的书籍800余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收录了上千万字的札记和材料，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经27年三易其稿，终于在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完成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
此书1596年首次在南京出版，很快传到日本，以后又在国外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被誉为"集中国医药学之大成"的"东方医药巨典"。《本草纲目》这部书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李时珍也成为被联合国纪念的世界十大杰出科学家之一。现流传于世的著作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另有《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已散失。
宋应星
宋应星 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生；约清康熙五年(1666年)卒。手工业技术、农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文学。
16一l7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萌发，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认为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这时不仅启蒙社会思潮兴起，还兴起了启蒙科学思潮。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和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一时代应运而出的代表人物。
宋应星出身于书香世家。 其曾祖宋景(1476—1547)弘治十八年(1505)进土，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进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是明代中期重要阁臣。他为官清廉，曾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政策，史称其“有古大臣风”，对宋族后代有很大影响。宋应星祖父承庆(1522一l 547)为宋景的第三子，少有大才，志竞进取，邑庠生(秀才)，青年夭卒，未酬其志。遗一孤子国霖(1547—1629)，即宋应星之父。宋国霖少孤，在母顾氏和叔和庆(1524—1611)照养下成人，少补诸生，在库40年，一生为秀才，未出仕。宋国霖有4子，长子应昇(1578—1646)、次子应鼎(1582—1629)、三子应星、幼子应晶(1590一?)。其中应升与应星为魏氏(1555—1632)所生。自宋景至宋承庆一代时，宋家犹鼎盛，但至宋国霖时家境渐以萧条。
奉新地处江西南昌府境内，明代这里文风很盛。宋应星幼时与兄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中就读。宋和庆是隆庆三年(1569)进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进广西柳州府通判，未几辞官归里，在本乡兴办教育事业。宋应星在家塾中初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1558—1638)。宋应星自幼聪明强记，“数岁能韵语”(作诗)，有过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师及长辈喜爱。稍长，考入本县县学为庠生，熟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他在程颐-程灏、周敦颐、朱熹及张载这宋代四大家中，独推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之学有很大兴趣，曾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等书。此外，还喜欢音乐、作诗。他常与同窗好友赴本县风景名胜处郊游，相互催诗，相互激励，纵谈天下事。万历四十三年(1615) 宋应星与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29岁的宋应星考取全省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奉新诸生中只有他们兄弟中举，故称“奉新二宋”。
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弟兄受到鼓舞，当年秋他们便前往京师(今北京)应次年丙辰科会试、但却名落孙山。他们决定下次再试，为了作好应试准备，宋应升、宋应星等人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有名学者舒曰敬(1558—1636)。舒日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是个有成就的教育家，“一时名公巨卿皆出其门下”。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神宗在位时最后一次会试之年，宋应星弟兄与江西其他考生齐会京师，但二兄弟仍未及第。此后，他们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告失败，从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1631)宋应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待老母。崇祯八年(1635) 宋应星任本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教授生员，是未人流的教职人员。该年其兄宋应升调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因有政绩，被诰封为文林郎。宋应星在分宜县任教4年，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因为所有主要著作都发表于此期间。
崇祯十一年(1638) 宋应星在分宜任期满，考列优等，旋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正八品)，为省观察使下的属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他任期未满，于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归里，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毫州(今安徽阜阳地区)知州(正五品)，然此时已值明亡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初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初，宋应星辞官返回奉新。当年三月，李自成大军攻占京师，明亡。四月，清兵人关，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甲申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为弘光元年。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及南瑞兵巡道(是介于省及府州之间的地区长官)，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亦无意恋官，遂挂冠归里。
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升于1646年服毒殉国。清朝建立后，宋应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中度过晚年，拒不出仕，大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80。卒后遗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二人均有文才，人称“双玉”。 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父祖遗训，在家乡安心耕读。至清嘉庆年(1796—1820)，他的后代都成为贫苦农民。
宋应星一生适值明末乱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明政权又相当腐败，社会经济状况愈益恶化。他年轻时曾想通过科举入仕途径，施展其济国济民的政治抱负，但多次会试的失利，使他目睹考场与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终与科举决裂而转向实学。他在会试途中，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作了大规模科学考察，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在这万里行程中他还作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明末社会作了剖析。这都为他日后撰写有关著作提供了素材。所以他虽历尽艰辛拔涉几十万里行程而未得中功名，但却获得极其珍贵的科学校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的觉醒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宋应星才大学博，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作品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1)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有《天工开物》、《观象》、《乐律》等；(2)属于人文科学方面的有《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等；(3)介于上述两大领域之间的有《原耗》、《卮言十种》等；(4)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美利笺》等。总共有十几种。这些著作都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由于社会动乱，再加上作者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已散失。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5种，而后两种是《卮言十种》中残存下来的。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煃(约1582—1645)资助刊刻。《天工开物》共3卷l8章，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蘗》及《珠玉》等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
《天工开物》所述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各章先后顺序的安排是根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作出的。宋应星把与人民衣食有关的农业各章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有关工业各章，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章垫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有6章，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以及黍、稷、粱、粟、麻、菽(豆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有关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南方水稻的栽培技术介绍得特别详细。《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和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操作要点，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给出了大提花机的结构图。《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详于靛蓝的种植和蓝靛的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的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叙述稻、麦等的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及工具，偏重介绍稻谷加工所用的风车、水旋、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主要叙述甘蔗种植、制糖技术及工具，同时论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以上是上卷各章内容概要，每章所述内容不是平铺并列，而是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因此全书每章各节都主次分明。
中卷有7章，多为工业技术。《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器、瓷器(白瓷、青瓷)的制造技术及工具，着重介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窖烧结，都给以说明。《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和铜钱的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等三种基本方法。《舟车》首先用数据标明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同时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细介绍了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是有关交通工具的专章。《锤锻》系统叙述了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其中还有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的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加工工艺。《燔石》论述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及砒石的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膏液》介绍16种油料植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及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及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柏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述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及设备。
下卷包括5章，也属工业技术。《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以及珍贵的生产设备图。这一章记载了不少中国人民的创造发明，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 《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均为文房用具。《曲蘗》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及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朝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品种。《珠玉》则叙述在南海采珠，在新疆和田地区采玉，在井下采取宝石的方法以及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及琉璃等。全书除文字叙述外，还有123幅插图，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除个别章节引用前人著述外，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在南北各地科学调查的资料。在叙述生产过程具体技术的同时，作者还用“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对所述技术给以理论上的解释。这同一般的技术调查报告有所不同。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书中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解说，同时提出一系列理论概念，这就使该书成为一部科学技术的完整著作。例如在农业方面，《乃粒》章指出水稻育秧后30日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25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早稻含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有过记载。该章还论述作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指出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了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可贵的技术成就。《甘嗜》章主要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这种新技术。《粹精》章所述的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具有灌田、脱粒及磨面3种功能，是17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章所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19世纪英国学者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他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行人工淘汰，可使健蚕发育成长等，这都符合科学原理。《五金》所述 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可实现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 他改进的用生铁及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他在论述金、银、铜的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的概念。他对金属锌(“倭铅”)的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对铜、锌以不同比例配合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都具有世界性的生产指导意义。《燔石》章所论及的竖并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措施，都值得称道。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其书，实际上是以此展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它强调自然力(天工)与人工的配合、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产物，以显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膏液》章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石(木榨与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此人巧聪明，……”正体现了“天工开物”的思想内涵。简言之，这一思想的核心意义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借助于自然力和人力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中开发万物。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在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适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类加工出来。 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开物”。这种“天工开物”思想像红线坐标那样贯穿于宋应星的整个书中。
《天工开物》是对中国古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科学史中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为以往任何著作所不及，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G．阿格里科拉(Agrico1a)撰写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1556)这本技术经典相媲美。此书出版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于清初刊行第二版，并被清代官刻大型著作《古今图书集成》(1725)及《授时通考》(1737)广泛摘引。虽然l8世纪后半叶《天工开物》因有反清思想而一度遭到厄运，但仍成为当时许多学者的参考书。 此书于l7世纪末传人日本，1771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1608一l 868)日本各界广为重视的读物，刺激了“开物之学”的兴起。 20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语，至今畅销。 l8世纪《天工开物》还传到朝鲜，成为李朝(1392一l910)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1830一1840年间，《天工开物》中的《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章还被摘译成法文，接着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中的养蚕部分被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 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曾作过转引。1869年，《天工开物》有关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又被集中收入“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 Empire Chinois)，刊于巴黎。1964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章被译成德文。l966年，《天工开物》全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目前，这部书已成为世界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并受到高度评价。法国学者S．儒莲(Julien)称此书为“技术百科全书”，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其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把《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可见这部书在世界科学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宋应星的另一代表作是《野议》，成书于崇祯九年(1636)。这是他的政论集，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全书万言，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土气》、《屯田》、《催科》、《军铜》、《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l2议。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社会由乱而治，使国家转危为安，从而体现了这年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也可看成宋应星希望崇祯皇帝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来看，所述主要涉及以下5个方面：(1)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制度及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国家政权建设，他揭露和批判了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2）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他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3)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4)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5)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指出与安民政策有关。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 国的清官。使工农能获温饱、商人能有利可图，贫士有获得科举入仕的机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许多精辟思想，如宋应星认为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提供丰富的劳动产品。他的这一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
《思怜诗》是宋应星于崇祯九年(1636)撰写的一本诗集，内有《思美诗》10首及《怜愚诗》42首，共52首，均为七言。该书主要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成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他在诗中塑造了两大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与讥讽。 他继承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并给人以启迪与教化。《思美诗》中塑造了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的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怜愚诗》塑造了应当讽刺和鞭挞的一些愚人的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宋应星在诗中用对比的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他的诗既有艺术性，又有哲理性。
《论气》是一部自然哲学著作，成书于崇祯十年(1637)，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宋应星继承了宋代哲学家张载(1020—l 077)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还有个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 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金木有形之物，然后再逐步演变成万物。他的这一理论比王充、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土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宋应星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是摄取土中无生命养料与水而生长的，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宋应星在《论气》的《气声篇》中还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其中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和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音发生原理时，他指出“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产生在于破气、轧气时所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速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音大小。他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到达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10倍。关于声的传播方式，他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成的水波那样扩散，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 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理论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关于声的传播媒介到底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还在争论不休。直到17世纪德国学者O．盖里克(von Guericke)以抽气机作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且声波的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宋应星研究声学时虽没有西方科学家掌握的一些较好的实验手段，但他在理论方面却提出了较先进的思维模式。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他的《观象》卷本想放在《天工开物》内同时发表，但临梓删去。现存只有《谈天》(1637)卷，主要是说日。当他登山东泰山观日时酝酿了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他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这一“日日新”的思想后由王夫之所发挥。日食、月食本是自然现象，与人间的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古代的“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作为警告。宋儒朱熹(1130一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按天人感应说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 宋应星针对这种错误观点批评说：“朱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他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作了对比，证明天人感应说是毫无根据的。过去人们对他的科技著作研究得较多，其实宋应星是作为科学家兼思想家而载人史册的。随着对他在人文科学方面著作的深入研究，他作为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将会被普遍确认。
文 献
原始文献
[1] (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据明崇祯十年(l637)原刻本影印，中华书局，1959。
[2] (明) 宋应星：野议、思怜诗、论气、谈天四种，原刻本，1636一1637。
研究文献
[3] (明)宋应昇：方玉堂全集，原刻本，1638。
[4] 宋立权、宋育德：新吴雅溪末氏宗谱，奉新雅敦睦堂木刻本，1934。
[5] 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l。
[6] 潘吉星；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会通中西，科技治国的明朝重臣
徐光启
在繁华的上海滩上，有一个文明的聚集区——徐家汇，它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内阁大学士、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身上。
历经坎坷 踏上仕途
徐光启，字子先，号云扈，于公元1562年4月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家庭。遭倭寇劫掠过的家庭无法给他的童年提供优越的条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供他读书。通过科举考试人仕，是全家人对徐光启的期望。小光启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他聪明好学，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徐光启20岁时如愿以偿地考中了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但此后徐光启的运气却不太好。连续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家境更加贫寒，通向功名的道路却依然漫长。被生计所迫的徐光启一面继续应付科举考试，一面帮家里干些农活，还不得不远赴广东、广西等地去做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
公元1597年，35岁的徐先启再次奔赴乡试考场。为了筹备他赴安徽考试的盘费，母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为此全家人有几天断炊。而他为了节省路费，竟挑着行李，冒着大雨，沿江边步行100多里。这次考试，开始阅卷人仍把徐光启圈在榜外，直至发榜前两天，主考官、著名学者焦宏复查落选的试卷，一阅到徐光启的卷子就“击节叹赏”，看到后面时拍案叫绝，赞叹说：“此名士大儒无疑也!”于是把徐光启从落选者提为此次考试的第一名举人。一时间，徐光启名噪南北，他应试的那篇文章直至清代还被编人《读墨简练百篇》，作为全国秀才们的学习范文。
这次中举无疑给徐光启全家带来新的希望，甚至一些社会上层人物都对徐光启刮目相看。当时上海的大官僚地主顾冒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徐光启的儿子。徐光启金榜题名，虽感荣耀，亦有自己的苦衷。他20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这十年中，徐光启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攻读四书五经、八股时文上面。其实，他并不是十分热衷功名的人，他参加科举考试，一是为了遂父母心愿，二是为了改变困窘的家庭状况及自卑环境。徐光启也并不在意八股时文，他后来曾对儿子说，那都是些雕虫小技，于经世致用无补。他更关心的是可强国利民的经世实学。因此他在埋头诗书和八股文的同时，也阅读了不少兵书和科技书籍。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是徐光启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深深吸引了本就关注科技的徐光启。经过一年的交游，徐光启深受利玛窦的影响，被一种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次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
徐光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明代晚期：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浪潮叠起，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愈演愈烈，东北地区西临着女真族的一次次进攻，国家危在旦夕。此时，胸怀报国之志的徐光启把目光投向科技，希望利用科技最终富国强兵，拯救祖国。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科技向来不被人重视，被污蔑为“奇技淫巧”。我国一度在世界上领先的科学技术至明代已经落后于西方了。所以，安利玛窦将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介绍给徐光启时，徐光启的思想中就萌生了借西洋先进科技补中国科技不足，介绍西洋实用科学以振兴祖国的热望。1600年，他在南京和利玛窦一见如故，第二年就毫不犹豫地入了天主教，并取名paul，这在伦理道德规范森严的明代，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但徐光启此举并非出于宗教狂热，借西洋科技富国强兵才是他的根本动机。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和理想。不久，一个译介西洋科技的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拉开了序幕。
译介西学 会通中西
1604年，徐光启走完了他科举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从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边，而专门致力于有益致用的实学。徐光启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以自己平日所学去救正时弊。针对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腐朽现状，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海防迂说》、《漕河议》等等，都是他这一阶段纵论时务的心血之作。但是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大贵族，大官僚的排挤和反对，徐光启的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实施。
这时候，利玛窦也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徐光启和利玛窦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讨。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启将满腔报国之情寄托于科学技术的钻研。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算学、历法、水利、地理等学科，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不仅要自己学习，徐光启还希望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让科技之花开遍神州。为了实现这一美好心愿，他向利玛窦提出翻译西洋书籍的要求。
他决定先从基础学科入手，首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及相互关系的书，在当时的欧洲一直受到科学家的赞誉，并被作为教科书使用。徐光启选译这本科学名著，显示了他学者的眼光。翻译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这项工作对徐光启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何学对徐光启来说，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尤其是，一些学术名词的翻译，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徐光启对翻译工作充满澎湃的激情，他仅用了约一年多工夫，以顽强的意志力译完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翻译的出色程度为后人所赞誉，梁启超评价此书时说：“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翻译了《测量法义》，又与李之藻、熊元拔等人合译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在他所编译的《大测》二卷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然而徐光启译介西洋科技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阻力首先来自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士来华的真正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洋学术只是传教的一种手段和诱饵，是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正因如此，他们向中国人传授科学知识决不是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利玛窦了解到中国帝王看重历法，想通过先译介天文历法书籍打通中国政府上层，而徐光启认为数学是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在徐光启的一再坚持和敦促下，利玛窦才勉强答应先译《几何原本》一书。《几何原本》一共15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6卷，徐光启很想全部译完，但利玛窦却借故一再推托，终于没能完成全书。徐光启无限感慨地说，这也是西洋人奇货可居啊!
另一方面的阻力则来自中国内部的保守官僚士大夫。这一部分封建官僚对耶稣会士持仇视态度，在排斥西方天主教的同时，对西洋学术也一概加以贬斥，攻击西洋学术乱人学脉，是“奇器淫技”。因此他们主张厉行海禁，驱逐耶稣会士。在攻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国内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和李之藻这些人了天主教的官员更是他们讥讽和诽谤的主要对象。诸如“目无君父”、“不尊礼法”、“擅人邪教”的字眼如雨点般砸向徐光启等人。对于保守派的敬击，徐光启给予了严正驳斥。他认为西洋传教士播扬的科学技术，都是“致国家强盛，保天下太平的良策”，鲜明指出，如果西洋学术“真的有利于我国，又何必说什么远近呢”。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徐光启在《简平议说序》中极有远见地宣言，打破民族障壁，虚心博采外域先进文明，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徐光启在此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更兼一种广阔的世界观和难得的开放精神。
此外，徐光启还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运算方法上并不比西方数学逊色，主张以西方数学的演绎推理补我国传统数学的不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会通中西，将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先进的文化融会贯通。不仅如此，徐光启还雄心勃勃地提出。超胜西洋学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在徐光启的宏图规划中，会通”中西只是第一步，超胜西学才是他的宗旨所在。为了实现这一抱负，徐光启十分重视翻译和会通工作，信心十足地为超胜西学舴准备。
学以致用 训练新兵
徐光启从事科技研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总希望能将自己的学识应用于现实社会，以了其学术救国的夙愿。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侵，攻占明朝东北的抚顺、清河等地。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为之震惊，群臣议论纷纷，无计可施。礼部侍郎何崇彦向神宗推荐徐光启，称徐光启熟知兵术，精通战守之策。神宗急召徐光启进京受命。身为左春坊左赞善(东宫官)的徐光启此时正在天津养病，得神宗诏令后不顾疾病缠身，立即动身进京听命。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廷再传噩耗，辽东经略杨镐率领40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以空前的惨败告终，这一次兵败震动了整个京师，北京米价为之猛涨。立志报效国家的徐光启出于爱国义愤，接连向神宗上了三道奏疏，披肝沥胆，痛切陈词，分析此次兵败之因，主张“正兵”自强。徐光启指出杨镐兵败并不是敌人的兵多，也不是敌人的计策特别高明，而是我方不知用兵，原来双方兵力众寡相等，杨镐却兵分四路，力量分散，互不支援，致使敌军集中力量攻我一路，指挥上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怎不一败涂地呢？接下来，徐光启推出了以选才、造器，练兵、建台、联外为主要内容的“正兵”方案。他的“正兵”方案切中时弊，具有真知灼见。在徐光启的“正兵”方案中，他十分注重人才的选用，所以他把选才放在第一位。他一向 认为“当今造就人才，要务必实用。”他引古语说：“才过十人谓之英，过百人谓之雄，过千人谓之俊，过万人谓之杰。”他要造就和选拔的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的“英”、“雄”、“俊”、“杰”。在制造兵器和练兵上，徐光启也把选拔人才放在首位，主张挑选通兵术、聪明机智的人掌管造器局，博求海内知名工匠进行兵器制造；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总以精兵为根本”。
吏部尚书赵焕、工科给事中祝耀祖等人对徐光启都非常赏识，纷纷奏请朝廷任命徐光启兼监察御史，专事练兵。神宗皇帝在朝中大臣的压力下，眼看外患不息，战争不止，敌军虎视眈眈，不得不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八月下旨，晋升徐光启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
徐光启承担训练新兵、防御都城的任务后，满怀信心地开始实践他的“正兵”计划。九月，他上疏十条有关练兵的事宜——关防、驻扎、将领、选士、军资、召募等。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有职无权，徒有空名，向朝廷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器械没器械。他的练兵计划受到朝中昏聩大臣的阻挠，壮志难酬。在他的再三呼吁和争取下，他才勉强领到兵部、工部、户部的一些饷银，风尘仆仆地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昌平选兵、练兵。然而，又出现了新问题。各地选送来的新兵太多，兵饷严重供应不足。在人情汹汹的局面下，朝廷担心新兵造反闹事，干脆把这个包袱推到徐光启身上。新兵到兵部去要饷，兵部欺骗他们说，兵饷都在徐光启那里，让各地新兵都到徐光启那里去领饷。徐光启叹息说：“我也正苦于无饷呢尸看着这些贫苦百姓出身、无饷无械，衣着破乱的新兵，徐光启动了恻隐之心。尽管自己一生拮据，徐光启仍倾其所有，拿出自己仅有的四百余两银子施舍给饥寒交迫的新兵们。
练兵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年岁已高的他又很投入，常常是言传身教，废寝忘食，过度的疲累，使他旧病复发。病魔缠身，又因计划屡屡遭到朝廷的阻挠和限制，徐光启痛感志不得伸，于是提出告假归田。
徐光启曾跟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知其威力。明军在同后金的作战中，由于火铳数量少而且落后，屡次败北。徐光启就决心把制造火器摆到重要地位，以补充明军火器的不足。早在昌平练兵时，徐光启就写信托李之藻到澳门购买西洋火器。徐光启告假不久，辽东缉略袁应泰同后金作战失利自杀，辽阳失陷。危急的局势使朝廷又想起了徐光启，以紧急军务诏他回京。还朝之后，徐光启就向朝廷提出制造西方火器的主张，得到明熹宗的赞同，朝中工部尚书王佐等人也极力支持他的计划。他对这一前景充满信心，写信给李之藻展望计划成功后的美好图景。然而徐光启的这一希望又落空了。当时，朝中大权为宦官魏忠贤所把持，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而徐光启为人正直，一心为国，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魏忠贤的排挤。魏忠贤指使御史丘兆麟弹劾徐光启，使他制造火器的计划流产。徐光启满腔忧愤，再次称病辞职，回到老家上海去从事他的农业生产试验。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朝廷晋升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魏忠贤及其党羽对徐光启的拉拢收买，徐光启心里有数，圣旨发到上海请他赴任，他拒不动身。这一下又得罪了魏忠贤，魏忠贤指使党羽御史智铤弹劾徐光启，昏庸的熹宗下旨令他在家闲住。
发挥所长 著书立说
公元1627年，熹宗驾崩，崇祯皇帝即位，这是一位力图振兴国事的君主。继位之初，他就坚决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将一批因得罪魏忠贤而罢官的正直官员复职录用。徐光启就在此时被召回朝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崇祯帝考虑到国家用度不足，下旨让廷臣讨论行屯政、盐政之策。徐光启说，屯政关键在于垦荒，盐政的关键在于严禁私人贩卖。崇祯很是赏识。晋升光启为礼部尚书。
公元1629年5月发生一次日食，崇祯帝发现钦天监的推算不准，要予以治罪。徐光启精通历法知识，他用西法推算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很接近，他向崇祯解释说：“台官们是根据元代郭守敬的历法来测日食的。我听说时间久了，历法就会出现误差，应该及时修正。”崇祯帝依徐光启之言，用西洋人修订历法，设西法历局，命徐光启为监督，召西洋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罗：雅各等人推算历法，由此揭开了徐光启钻研天文，修治历法的序幕。
早在万历年间，徐光启在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时，就开始接触西洋测量、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立志要把西方先进的天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经过数十年的宣传和争取，终于有了设立历局编译西法的机会。
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历局对我国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同时认真钻研西方的科学方法，翻译了许多天文学方面的书。同时，他还引进了西方的先进天文仪器，如欧洲的时辰钟和伽利略发明的天体望远镜。从而绘制出一幅《全天球恒星图》。此次修历的最大成果是编撰了一部《崇祯历书》。徐光启深知历法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大，因此，在编修过程中，70岁高龄的他不仅领导修历工作，还坚持亲自动手，从制订计划、引进人才和设备，制造仪器、观测、译撰到钱粮分配等，无不直接操持。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主持四年多历局事务期间，先后向皇帝上疏34次，作了种种努力，把汤若望、王应遴、陈应登等精通历法的人物调到历局工作。
徐光启自己也参加撰写、编译和修改、润色工作。他亲自撰写的就有《历书总目》、《历学小辩》等多卷。他对历书编撰工作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编历一开始他就订立原则：“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辩不能著数。”他对全部译撰的稿件都要进行审阅和修改。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每卷往往须经过七八次修改，润色才能定稿。在病中，他还靠着床修改《崇祯历书》的草稿。
徐光启反复强调实际天象是检验历法疏密的唯一标准。在编历过程中，只要有日、月食发生，他都亲自到观象台上进行观测。有一次，徐光启忽然想到一种观测冬至时刻的巧妙方法，立即跑到观象台上去试测，不幸从台上跌落下来，损伤了腰部和膝盖。
整整花了三年时间，他终于编成130余卷的《崇祯历书》，即后来传之于世的《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由《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多种书合编而成，做到了“上溯远古，下验将来”。依据《崇祯历书》来预测日食，误差已在半刻钟之内，其精密程度要比以往的历法高得多，已经赶上了西方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用的“农历”，就是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修正而成的。新的历书还引入了“地球”的概念，引入了地理经纬度的概念，从而在日、月食计算中，比旧历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徐光启还利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在我国第一个说明了银河是由无数远星组成的。
在徐光启主持修历期间，同样遇到许多阻碍，受到多方攻击。一些保守官僚反对引进西洋历法，想用传统的历法压倒徐光启。四川巡按马如蛟声称冷守中精通历法，把他的历书送到历局，企图折服徐光启，并取而代之。可是冷守中推算的时刻是错误的，而徐光启用新法推算出来的结果却正确无误。不久，守旧派又发动一次进攻。有个叫魏文魁的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历官推算节气有误，向徐光启叫板。徐光启看过他的历书后，提出不同意见。崇祯帝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结果是徐光启在争论中证明了新法的正确性。
徐光启留给我们的另一伟大文化遗产便是《农政全书》。这部农业科学的伟大著作总结了我国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是我国古代农业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农政全书》由酝酿到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主张经世致用的徐光启对国家之本的农业一直给予重视。早年，他就编写了通俗的《芜菁疏》、《吉贝蔬》等小册子向农民介绍种植经验和方法。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遭朝臣排挤，托假告病，前往天津购置土地，以屯田的亲身体验致力于对农学的研究。徐光启在天津参加农事活动，“随时采集，兼之访问”，先后撰成《壮耕录》、《宜垦令》等农书。《农政全书》中的开垦、水利和荒政三个项目部分内容就是他在天津屯田时的实践经验和心得。
天启年间，徐光启遭魏忠贤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开始专门致力于他的农业研究。徐光启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并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甘薯最初是由国外引进中国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种植。徐光启把它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初稿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当时徐光启编这部著作，只是统称为《农书》。至徐光启去世后，由陈子龙等人整理刊刻成现行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是一部农业科学的百科全书。全书共计60卷，60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木、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共12门，可谓农、林、牧、副之大成。凡关于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应有尽有。书中引录了229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资料。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分类汇辑，而且加了不少详注表明自己的见解。有时还记录自己亲自试验的结果。明末，政治腐败造成社会两大突出矛盾：“民怒”和“民饥”。徐光启从忧国爱民，备荒救灾出发，在农书中专辟“荒政”一门，收集了《救荒本草》述及的各种野生植物达473种。徐光启亲自尝过的就有30多种，并在书中注明哪些有“嘉味”可作蔬菜，哪些比较“难食”等字样。
在《农政全书》的编著过程中，徐光启多次深入农村访问调查，拜老农为师，遇一人则问，至一地则问。如在“荒政”一章中，“除蝗疏”里记载的关于蝗虫生长过程的内容，就是从老农那里采访来的。在“蚕桑广类”章中谈到本棉的种植，也引用了农民的经验说：我听毫农说棉种一定要在冬月碾取。碾取时必须先晒一晒。在“种植”章中讲到乌臼树韵接种方法，一位山中老圃给他介绍了一种新法子，他以此法去试验，得以成功。
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作物例如种茶，他便大力提倡。对于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他也常常予以暴露、谴责。在“救荒”章“野菜谱”中，保留了许多表现农民痛苦生活的歌谣。如“丝荞荞，如丝缕。昔为养蚕人，今作挑菜侣。养蚕衣整齐，挑菜衣褴褛。张家姑，李家女，陇头相见泪如雨”。等等。
晚拜宰辅 鞠躬尽瘁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徐光启以本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为文渊伺大学士。这时他已70多岁了，朝政为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办些琐杂的行政事务，自己虽有满腹经济之才，却不能有什么建树。第二年十月，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而逝世。徐光启死于任上，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但“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崇祯帝下令追赠其为少保，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光启的故乡——上海徐家汇安葬。
徐光启以赤诚之心示祖国，以开放之心献科学，以进取之志求真理。传播文明之火，做会通中西第一人；身居高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图自强。明末清初的查继佐赞美他：“生平务有用之学，尽绝诸嗜好。博访坐论，无间寝食。”余秋雨先生说：“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可见，徐光启是我国历史上富有科学成就的一位可敬宰辅，他的中西合璧的开放精神，将永远昭示后人不断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