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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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蒙协约》

　　1912年10月，沙俄政府派出前驻华公使科罗斯托维茨到外蒙与库伦当局进行秘密谈判，俄方以威胁利诱的强盗手段，迫使库伦当局于11月3日与之签订了《俄蒙协约》四款，规定俄国扶植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华人移殖蒙地；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其他外国订立条约。《俄蒙协约》还附有《商务专约》17款，规定了俄人在蒙古享有居住、经商、租地、开垦、经营矿产、设立领事、邮政等特权。库伦地方当局根本无权与外国签订这样的条约，沙俄竟不顾这一事实，完全无视中国对外蒙的主权，俨然把外蒙视为俄国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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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辛石井协定》

　　日本、美国背着中国政府，于1917年11月2日，由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特使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达成侵略中国的协议，即《蓝辛石井协定》。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政府“永远遵守所谓“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此后，日本利用这一协定，更进一步疯狂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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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布连斯奇界约》

　　清朝凭借1686年雅克萨之战的余威，于1727年即雍正五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由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为止，以北归俄国，以南归清朝，这实际上就明确规定了广大蒙古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清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区，还设立了办事大臣、参赞大臣，分别驻于乌里雅苏台、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科尔多。库伦办事大臣还有办理中俄交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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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策动的外蒙古独立

　　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政府的统治发生危机，俄国乘机加紧策动外蒙古独立，俄国本来是要直接吞并，但受一战前巴尔干局势的牵制，时机未到。外蒙古一些亲俄的封建王公和活佛也提出了联俄独立的问题，遭到不少爱国王公的反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直接派军队进入库伦，以武力压制爱国王公的反对。1911年底，在俄国的武力支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立活佛(活佛在蒙古语中又称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年号“共戴”，驱除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第二年即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及附属《专条》，规定俄国扶植外蒙古“自治”，同时沙俄在外蒙古享有广泛的权利。这样外蒙古实际上就在俄国的控制之下了。
　　《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极大愤慨，孙中山通电袁世凯，认为“此事关系民国存亡”，必须坚决否认。11月7日北京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11月25日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也发表声明，宣布“蒙古国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华民国”。从1912年11月底起，中俄代表在北京举行谈判，其间因发生“二次革命”而中断，历经一年，于1913年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政府为自治蒙古的宗主”，外蒙古与外国无签约之权。根据这个条约，中国除得到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外，几乎丧失了对外蒙古的全部权利，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本来北洋政府是要签订一个正式文件的，但由于袁世凯害怕国会的反对，转而绕过国会以声明的形式发表。
　　根据《中俄声明》，从1914年9月起，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开会，解决外蒙古的各项未决问题，三方代表都提出了各处的方案，由于意见不一，争执不下，至1915年6月，由于中方的连连让步，才于7日由三方代表签署了《中俄蒙协约》：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 哲尔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年号“共戴”，其汗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古的各种特权。《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就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古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照旧不变，赦免全部参加外蒙古“独立”之人，两天后，库伦活佛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独立”。7月19日北京政府颁布《库伦大员公署章程》和《乌、科、恰佐理专员公署章程》，在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并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设佐理专员公署，中国在名义上恢复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没有驻军和向外蒙古移民的权力。至此外蒙古实际上成为沙俄的殖民地。在谈判前沙俄突然派军队进入外蒙古西北地区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霸占了这一块地方，并宣告大俄罗斯帝国“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置于她的保护之下”，沙俄的这一侵略行径，不仅当时的北京政府没有承认，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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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藏南

　　在东经92度至97度之间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要以为这里属喜马拉雅山脉就尽是些冰雪满野的荒漠。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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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有的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政府的代表、英国政府代表及英印政府人员和中国“西藏地方”的代表，主要讨论中国和（英属）印度的边界问题。由于（袁世凯）北京政府忙于征讨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各方意见分歧，根本谈不成什么协议。其实，协议只不过是英国将攫取到手的权益合法化的形式而已，何况英国侵略我国西藏地方的野心根本就不受什么协议的束缚。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印度殖民政府外务大臣享利·麦克马洪(英国政府代表)竟背着当时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这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将中国西藏地方历来有效行使统治权的地方向北压缩了一百多公里。
　　正是这种将国家领土的私相授受，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而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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