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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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1．如何认识北京政变时的冯玉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其统治代表团内部存在一些较为特殊的人物。他们有爱国热情忧国忧民的心理，有追求时代进步的思想基础；但又身居反动营垒，在政治经济方面有既得利益，故在革命动荡年代往往左右摇摆。冯玉祥、杨虎城、方振武、邓宝珊、胡景翼等就是这类人物。他们早期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后来身居军阀集团，但长期受当政的大军阀压制和排斥。其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吉鸿昌、杨虎城等，能进而投身于人民革命事业；有人倒退了，但大都能追随时代进步潮流。冯玉祥就是上述人物的典型代表。
　　冯玉祥早年有一定的进步倾向，但其政治动机大多有维护个人利益的成分；在宦海沉浮中，沾染了某些使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及实用主义权术的习惯。
　　2．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直奉两军在热河到冀东的战场上展开激战，造成直奉后方空虚。10月13日，冯玉祥与张作霖在热河前线达成联合反直协议：冯玉祥负责推翻曹、吴，张作霖允许成功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并保证奉系不得入关。10月19日，冯玉祥率部从热河挥师南下，倒戈反吴。23日，占领北京，囚禁曹馄，推倒颜惠庆内阁。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兵联名通电呼吁和平。24日，曹馄，被迫下令停战并将吴佩孚解职。这就是北京政变。
　　因此，北京政变发生的第一原因应是军阀内部的矛盾，其次才是冯玉祥的进步倾向，它主体上是一次武装政变，不能称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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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救蒋介石脱险

　　第二次东征攻占惠州以后，东征军进展顺利，时任总指挥的蒋介石以为敌军已无斗志。不料陈炯明将主力集中在华阳附近，企图反攻。第一纵队第三师贸然向华阳前进，陷于苦战中。蒋介石亲赴华阳督战，仍未能扭转战局，官兵死伤过重，形势危急。陈赓劝蒋撤离，蒋介石自觉自尊心受挫，硬是不肯。陈赓见敌军迫近，不由分说，将茫然不知所措的蒋介石背起就走，急行数里脱离险境，随后与第一军联系，派出部队增援，把蒋介石接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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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孙中山是具有世界声誉和历史威望的人物，是中国近代史上，为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光辉代表。他一生反对腐朽、卖国的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祖国独立和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和富强战斗不息。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思想的结晶，是那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优秀代表。他那种纯洁高尚的爱国思想和对伟大祖国的浓厚感情，不仅表现在对祖国壮丽河山纯真的爱，尤其表现在处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复杂关系时的那种崇高的品格，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2．孙中山理解和承担了历史的重任，为缔造和捍卫共和制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树了不朽的光辉业绩，无愧为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从许多具有救国思想或革命倾向的人们中间脱颖而出，最早成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进而成为革命者们所公认和拥戴的领导人。他毅然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羁绊，举起了反清起义的旗帜，成为民主革命的开拓者，并且创造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提出了第一个民主革命纲领，发起和领导了第一次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武装起义，从而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3．孙中山的爱国主义
　　第一，他区别国家政权的不同性质，提出中国人民只应当爱独立的、与清政府相对立的“中华国”。
　　第二，他断然否定保皇派、立宪派的主张，认为坚持爱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第三，他反对曹锟、吴佩孚、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也反对康有为等主张的封建大一统大同。他既不容许买办阶级、封建军阀分裂中国，也不容许他们实现梦昧以求的反革命统一。
　　4．孙中山是对历史前进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伟大人物，留下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和珍贵的思想遗产。他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人类。孙中山的学说和事业，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也是整个世界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他不仅是代表近代中国的伟大革命家，而且也是世界著名的伟大革命家。
　　5．孙中山是杰出的革命党的领袖，但不是神，不会十全十美，也有短处，其弱点是有时认识远远离开现实而步上主观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在民主与专制或自由与服从的关系上，有时处理得较好，有时也会独断。在对待列强问题上，孙中山既有远见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在寻求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认为同帝国主义作些交易比搞群众运动快些。所以他有时不相信群众，常与列强妥协，这无庸置疑是一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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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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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三个遗嘱

　　孙中山为了拯救中国、振兴中华，耗尽了毕生精力。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三个遗嘱。
　　一是“国是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记。其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二是“家事遗嘱”，这是给宋庆龄的。“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吾志。此嘱！”
　　三是《致苏联遗书》，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由鲍罗廷等人笔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与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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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时期工商学联合会中的“商”

　　五卅运动时期，上海的商界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一个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五卅运动开始后，正值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遭到各界商人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决定把这场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开展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斗争。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表现了很大的热情，率先表示赞同罢市，公共租界内各行商业几乎都投入到罢市斗争。而上海总商会迫于当时形势，也赞成了罢市。至6月4日，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参加斗争的各界组织酝酿成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于是上海总工会、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四团体共同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指挥斗争。但是上海总商会认为此组织过于激进，对其提出的要求难以接受而拒绝参加，另组了“五卅事件委员会”，删掉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17项条件中的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反帝的要求，与列强交涉。但当帝国主义施行分化的威胁的手段时，总商会首先妥协，在经过与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磋商后，率先复市。各马路商界至6月26日也基本上恢复了营业。
　　由上可知，上海总商会参加了这场斗争，却并没有加入工商学联合会。退出统一战线的“商”应是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