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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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传珠

　　赖传珠，别名鹏英，赣县大埠人。生于清宣统二年。 6岁入私塾，后入新式小学读书。民国13年考入赣州赣南中学读书，15年9月，北伐军攻克赣州，革命形势高涨， 赖传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加入青年干社，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抗租抗息。16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严重，时年17岁的赖传珠，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5月，国民党发动“清党”，钱大钧率军来赣，大肆捕捉、通缉共产党人，赖传珠离校出走，转移到万安县。同年8月，潜回大埠，秘密恢复中共基层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担任中共白石支部书记，17年2月18日领导大埠农民举行暴动，取得胜利，在大埠成立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3月5日又参与于都暴动，围攻于都县城。未见，国民党调集大军镇压，赖传珠家产被掠劫一空，房屋被烧，父亲被害。母亲、伯、叔相继被捕，遭受酷刑致死。赖传珠经中共赣南特委介绍奔赴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泽东先后经历了井冈山的战斗；开辟中央根据地的斗争和赣南、闽南的历次反“围剿”战斗。曾任团长，红军第十二师参谋长，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部秘书长，第三十七师政委，红五军团总务处长，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十五师师长、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六科科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军事部副部长兼政治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赖传珠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成立新四军的决定，民国26年12月由延安到武汉、南昌等地，协助叶挺、项英为筹建和整编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任新四军参谋处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和新四军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作为新四军主要将领之一，以其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领导下，协助陈毅、张云逸等新四军将领，指挥部队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在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的广大区域内展开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进行英勇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为开创华中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赖传珠历任东北野战军一纵队政委，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政治委员，驰骋于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参加了东北解放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秋、冬季攻势；以及震惊中外的辽沈、平津战役，继而挥师南下，挺进中原，直捣华南。民国38年8月，指挥解放赣西南时，重返大埠故里，越月，率部进军“两广”。
　　解放后，1949年2月任十五兵团政治委员， 1950年11月调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1月，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959年10月，任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从1954年起，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赖传珠作战英勇顽强，危难关头，勇往直前，不怕流血牺牲，曾3次身负重伤。有一 次，率领红军领新兵连驻于长沙，晚上遭到敌人偷袭，排身先士卒，冲向敌阵。1935年红军向金沙江开进时，遭到国民党军薛岳、吴奇伟、周津元都堵截，妄图置红军于死地。 4月23日，薛岳纵队突然轻装出现于红军侧翼，给红军中央纵队造成严重威胁。当时赖任红五团政委，立即主动命令部队坚决挡住敌人，保卫中共中央和军委脱离险境，恶战至中午。为了使中央纵队更远离险境，在撤离信号点燃之后，他仍继续率领部队连续反击十倍于己之敌的猛攻，亲自与敌展开刺刀肉搏战。在胸部中弹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不下火线，直到黄昏完成掩护任务。
　　赖传珠器宇轩昂，声音洪亮，说话带赣州回音，擅于宣传鼓动。一生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每天不论战争多么激烈，行军怎么劳累，晚上躺在战壕之中或露宿于残垣古树立下，总要燃烧篝火，或点起油灯，把当天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 1935年4月26日，他在战斗中负伤后，仍写下了“因伤太重，到达地点没记”，第二天他刚清醒些，又进行补记。从红军长征开始的第一天起，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解放海南岛，历经15年又6个月的战斗生活，逐日记载，无日间断。 所记60余万字，为今人研究中共党史、军史的珍贵资料。
　　1965年12月，赖传珠病逝于沈阳，终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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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空运：抗日战争的生命线

　　巍巍的喜马拉雅山。横亘在中国西南与印度等国接壤的边界线上，山体高耸入云，天气变化无常，人烟稀少罕至。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岁月中，中美两国的航空健儿，以大无畏的气概开辟了一条穿越这座高山的空中航线，将中国急需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进中国，开创了人类航空史上的奇迹。这就是著名的“驼峰空运”。
　　“驼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名词、它代表着一条曲折软蜒的空中航线。航线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萨尔温江、怒江直达我国的云南和四川。这条航线途经的地区，地形复杂，高山峡谷错落有致，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比比皆是。当时一般的运输机爬高权限不及7000米，只好在高山峡缝中小心翼翼地曲折穿行。新闻记者惊叹机翼下这些起伏的高山，形象地称之为“驼峰”，赞叹那条穿越死亡的空中航线，称之为“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的开辟，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飞行员。随着1938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国战场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军加紧军事侵略，企图切断中国的对外通道，以便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桂越之间、滇越之间、滇缅之间的陆上通道危在旦夕，西南的这些通道是国民政府获取外援的瓶颈，一旦完全堵塞，后果不堪设想。国民政府责成中国航空公司设法开辟一条通往英属印度的空中航线，以便随时填补西南陆上通道被切断所带来的运输盲区。1941年7月22日，中国航空公司派遣飞行高手陈文宽、潘国定驾驶一架装备单级增压发动机的DC－3型运输机，尝试着从新疆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的德里，然后，又从印度西北的白沙瓦（今属巴基斯坦）飞回乌鲁木齐，略事休整，经兰州飞回重庆。试飞成功后，国民政府与英印政府交涉，希望开辟中印航线，允许中国飞机在印度东北的塞地亚降落。不料，英印政府反对，声称，塞地亚有油田，中国飞机降落，会引来日本飞机轰炸。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斡旋下，此事最后得以解决。9月13日，卡尔向蒋介石报告：“中国飞机将来得到萨地亚（即塞地亚）着陆，并在萨地亚与川西、云南间运送货物。”珍珠港事件后，英美对日宣战，中印航线开辟的速度 加快。11月24日，中国航空公司用老式双引擎运输机再次试飞印度，获得成功，中印“驼峰航线”随之开辟。
　　1942年2月4日至21日，蒋介石访问印度，希望扩大“驼峰航线”的运输力。他在会晤英国驻印度总督和英印军总司令时说：“因恐敌人切断我们的滇缅公路，美国政府供给运输飞机数百架，自塞地亚至我国云南某处，运输租借法案的物资。”随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也说：“我们希望印度政府在塞地亚附近筑成一个飞机场之外，同意再行建筑两个较大的飞机场，以便容纳此数百架运输机。”
　　一个月以后，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被日军攻克，4月29日，滇缅公路中断。继桂越公路、滇越铁路中断之后；滇缅公路的中断，宣告了中国西南通道完全被日军堵塞。“驼峰”便成为维系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3月11日，美国《租借法案》正式生效。当月，国民政府就向美方提出总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军用物资订货清单。1942年2月起，中国航空公司陆续接收到美国生产的运输机，这批飞机从3月开始投入“驼峰航线”。
　　由于运输力有限，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2年2月9日表示，美国运输机和美国飞行员可以加入“驼峰空运”，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住“驼峰航线”。3月21日，美国空运队成立，起初只配备了泛美航空公司调拨来的25架运输机，说明美国低估了“驼峰空运”的困难，高估了美军的运输能力。美方开始承诺每月运输物资500吨，结果，5月份只达到80吨，6月增至106吨，7月份又降至73吨。中方表示了不满，而美国主管租借物资的军火分配局则质疑继续向中国提供物资的必要性，并无视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于7月起暂停向中国拨付物资。中方对此极为气愤，向美方强硬交涉，称美方必须对由此导致的中国战场失利承担责任，并威胁要关闭中国派驻美国接洽租借物资的机构，撤回中方人员。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派出特使居里访华，协调与中国的关系。
　　7月20日，居里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启程，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昆明，一架美军运输机同时起飞。抵达昆明机场时，居里一看，那架美军运输机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美军驾驶员飞越“驼峰”时，见天气不好，便半途而废，飞回汀江基地，居里为此十分尴尬。7月21日，他在重庆会见蒋介石时，谈及自己在汀江基地的见闻：“目前每一飞机只有一班飞行人员，人员疾病、假期皆无补充准备。汀江有飞机场一处，凡美国空航运输机、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美国在印度空军第十军飞机，皆用此机场，故不能再有疏散地位，而B－29式运输机不得不停放在跑道上。此外，此项空航之驾驶员，皆非有经验人才，故其精神实不甚振作。”颇有些自我解嘲、自我开脱的意味。
　　1942年的“驼峰空运”很不理想，全年运输4732吨战略物资，不仅远远低于中方的要求，也低于美方的承诺。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固然有美国军火分配局的不积极等因素，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条件的局限。据史迪威将军测算，经“驼峰”运输5000吨物资的必备条件是：304架飞机，275名机组人员，3400名地勤人员，空运线两端各有5座机场，每座机场能够容纳50架运输机。此外，在汀江和云南，要储备大量的航空汽油和飞机零部件，要建设复杂的导航装置和空袭警报系统，要部署足够的保护航线的空军力量。所有这些，都成为制约空运的不利因素。
　　艰难险阻难不倒中国人民。一场空前规模的兴修机场的运动在西南大后方展开了。老百姓风餐露宿，起早贪黑，在设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整修了一座又一座机场。据1943年5月22日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向美方提供的材料，昆明、桂林、柳州、云南驿四处机场的扩建工程，已经完工或即将完工。考虑到物资由云南陆路运至重庆费时费力，又在宜宾（叙府）修了一座机场，供“驼峰空运”的飞机降落，物资可以直接从长江水路运至重庆。后来，又根据美方要求，在呈贡、羊街、陆良、沾益、沪县、新津、广汉、彭县、万县、梁山、白市驿等地修建了机场，供运输机起降。
　　1943年，美国明显加强了“驼峰空运”的力量。空运指挥官汤姆斯·哈丁上任以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从此，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不管有多少从缅甸起飞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拦截，500多架C－46、C－54、C－87型运输机夜以继日地飞行在“驼峰”这条危险而神圣的航线上。
　　日本开始将矛头对准了“驼峰航线”。1942年6月13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声称：“由印度向重庆的空运如不能阻止，则重庆地区不久将成为对日空袭的大基地。”切断“驼峰航线”成为日军新的作战目标。由于日军已经占领缅甸的猛锡、垒允、腊戍、瑞昌、曼德勒、马圭、东瓜、仰光等机场，距离“驼峰航线”只有240到900公里。日本既可以派轰炸机攻击汀江和昆明等地，也可以派零式战斗机拦截飞行中的运输机。要保卫“驼峰航线”，中美双方必须加强空军力量。
　　在保卫“驼峰航线”的战斗中，陈纳德将军和他领导的“飞虎队”（美国空军志愿队、美国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代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驼峰航线”的保卫任务由总部设在印度新德里的美国“中印缅战区空军司令部”负责，其主要战斗力量是第十航空队。常驻中国指挥作战的就是陈纳德将军。他指挥的空军一开始叫美国空军志愿队，后改称美国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1943年正式定名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指挥所部空军与日军在中国大西南展开激烈的战斗。
　　1943年10月，日本零式战斗机猖狂出动，肆无忌惮地在“驼峰航线”上活动，竟然在一天之内接连击落几架飞越“驼峰”的C－87运输机。陈纳德极为恼火，下令第十四航空队的三0八轰炸机大队前往印度运输物资。原来，三0八大队的B－24轰炸机与C－87运输机外型极为相似，陈纳德想用B－24轰炸机作“鱼饵”钓出日本零式战斗机。陈纳德要求B－24轰炸机要尽量在偏南（靠近缅甸）一点的航线上飞行，机上要多带弹药，队形要散漫无章。日本果然上当，从靠近航线最近的缅甸密支那机场紧急起飞零式战斗机拦截。进入射程以后，B－24轰炸机露出了真容，犹如猛虎出山一般，直扑日机。经过改装的速射炮威力巨大，上了当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反应过来为时已晚，纷纷冒着黑烟栽下蓝天。第三0八轰炸机大队连续3天的化装飞行，一共击落日机18架，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日军惊呼“印中空运日益繁忙，敌我航军战力对比悬殊”。东条英机指示日本驻防缅甸的南方派遣军：“缅甸防空部队的最大任务就是切断中印空运路线。”于是，南方派遣军所辖主力第五飞行师团几乎倾巢出动，1943年12月5日，动用165架飞机，从缅甸机场起飞，轰炸了印度加尔各答、吉大港和中国的昆明、云南驿等地，虽然造成巨大的破坏，但日本已成强弩之末，因兽犹斗改变不了战场形势。陈纳德的力量在战斗中迅速壮大，1944年已经发展到拥有战斗机535架、中型轰炸机109架。重型轰炸机47架的规模，逐渐掌握了“驼峰航线”的制空权。
　　在这种形势下，“驼峰空运”迅速发展。1944年10月，“驼峰航线”海天飞行运输机298架次，1945年6月，每天飞行622架次。喜马拉雅山上空机声隆隆，平均每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飞过。大批新式的四引擎道格拉斯式和统一式巨型运输机投入运输，加大了运输量。1945年7月，月运量已经达到70043吨。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到1945年“驼峰空运”的物资达到73万吨。“驼峰航线”犹如一条空中大动脉，向中国的抗日战场汩汩流淌着新鲜的血液，支撑着中华民族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然而，“驼峰空运”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条死亡航线上，无数中美两国的空中勇士壮烈捐躯。中国，据统计，气候恶劣的季节，中国航空公司平均每周就有1架飞机失踪；美国，战后官方披露，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亚洲战场损失飞机3603架，其中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就达468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最著名的刊物《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驼峰空运”的文章，文章感人至深，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令美国人久久不能忘怀：“战争结束，在长520英哩，宽50英哩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也不应该被忘却。长眠在“驼峰航线”幽幽峡谷、皑皑冰川中的反法西斯勇士，将永远铭记在抵抗侵略、追求正义的人类文明的史册上。无言的喜马拉雅山，将永远耸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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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宜会战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5月至6月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日军为解除威胁，确保武汉，于4月中旬调集第3、第13、第39师团，第6和第40师团各一部及第18旅团，在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采用机动奇袭、两翼包围、分进合击伪战术，企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
　　会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月1日至下旬，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1日，日军由信阳、随县、钟祥地区向枣阳、唐河发动进攻。为阻击日军进犯，中国守军第2、第11、第31、第33集团军先后在唐河、田家集、枣阳、高城等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至8日，枣阳失守。10日，第5战区对日军展开反击，从北、西、南三面对日军包围夹击，战至11日晚，迫使日军向枣阳以南收缩。中国军队跟踪追击、侧击日军，先后克复唐河、泌阳、明港、唐县等地；16日，克复枣阳。日军为打开南退之路，集中兵力在宜城东北之南瓜店附近对前来堵击的第33集团军进行南北夹击，在飞机、山炮支援下连续发动猛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和特务营及第74师主力全体官兵，在与日军血战中为国壮烈捐躯。21日，日军再陷枣阳，并北进至邓县、老河口、樊城一带。中国军队转移到唐、白河两岸。
　　第二阶段从5月下旬至6月24日。23日，日军第11军决心实施宜昌作战，并于25日下达渡河命令。31日晚，日军第3、第39师团强渡襄河，于6月1日攻占襄阳。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5战区部队反攻襄阳，并将战区部队分为左、右兵团，由李宗仁、陈诚分任兵团长。3日，克复襄阳。日军遂南下进攻宜昌。5日，第13师团及第6师团一部也渡过襄河，直取宜昌。中国军队第77军及江防军一部在荆门西侧至江陵之线竭力抵抗。10日，日军对宜昌发起进攻。守军奋勇抵抗，与日军激战至12日，宜昌失守。日军第3、第39师团由襄阳南下时，中国军队第2、第31集团军尾随其后，收复襄阳、宜城，进至当阳、荆门以北地区。16日，日军准备撤离宜昌，中国军队立即反击，于17日克复宜昌。日军在撤退中又接到其大本营确保宜昌的命令，突然回兵于24日再次攻占宜昌。此后，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当阳与襄河附近地区中国军队集结在信阳、钟祥，随县、荆门、宜昌、江陵以北之线，与日军形成对峙局面，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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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正确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的策略方针的不同

策略方针：
　　（1）1936年，针对西安事变，中共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2）1941年，对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中共提出了坚决回击的方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1）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特别是华北事变，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蒋介石集团有转向抗日的可能。
　　（2）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3）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也是为逼蒋抗日。
　　（4）事变发生以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妄图置蒋于死地，夺取统治权、扩大内战，这有利于日本侵略。
皖南事变坚决回击是因为：
　　（1）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政策重心由抗日转向反共，由于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未变，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态度具有两面性，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彻底破裂。
　　（2）国际上，法西斯的侵略严重威胁着英美的利益，无论英美或苏联都不希望国共合作破裂，不愿削弱中国战场的抗战力量，因此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击，既可以打击国民党反动气焰，又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正确处理上述事件说明：
　　（1）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
　　（2）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订政策。
　　（3）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能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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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击退一、二次反共高潮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和英美派发生分裂，汪精卫亲日集团公开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则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很大动摇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它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五个县城和边境的十六个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在对其谈判未果后，被迫自卫反击，坚决打退了来犯之敌，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在山西，阎锡山则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新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击退了来犯之敌，并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摩擦，后双方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配合日伪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南下部队相配合，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及反共游杂武装万余人。之后，八路军主动提出休战，双方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胜利打退之后，毛泽东于1940年间，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重要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方针及其斗争策略。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在正确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党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应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而是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到新四军。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何应钦、白崇禧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充分暴露出他们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野心。11月9日，朱德等发出“佳电”，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挽救危亡，中共同意将驻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往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晚，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开始移动。 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少数军队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反动命令，宣传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对国民党制造的严重反共事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揭露顽固派的反共罪行。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提出了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十二条解决时局的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字。在军事上，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加强华中地区及新四军工作的领导。随后将华中新四军改编成七个师，严阵以待来犯之敌。
　　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国际上，一切进步舆论都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方针，英美的舆论对蒋介石集团也表示不满。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的孤立。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被迫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8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这一次斗争的经验证明，第一，“任何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第二，当时，仍然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之中，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处于从属的地位，是服从民族矛盾的，因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第三，第二次反共高潮被胜利打破，充分说明了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进行适当让步的必要性，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佳电”中对国民党作了适当的让步，才取得了在事变发生后转入政治反攻的主动地位，并以自己的行动，让中间派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了他们的同情，并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