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朝晚期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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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

　　严复，原名传初、体乾，福建侯官人，1854年出生，1866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改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毕业后，在清海军军舰上工作，1872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1877年，奉派赴英国留学，1879年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回国后，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次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9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该校会办，次年升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不能参与机要，专心于讲学著述。

　　1895年甲午战争后，严复受到极大震动，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文章，这些政论文章比康有为公车上书及强学会办报更早问世，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少报刊纷纷转载，严复一时间名声大噪。1897年，严复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介绍国内外情况，宣传变法维新，成为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言论机关。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政论文章，并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译成著名的《天演论》在报上连续发表，第一次向国人介绍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1898年，他还上书光绪皇帝，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并改捐同知。不过，在维新浪潮日益高涨之时，他的一些言论也显得日益保守，如认为现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不宜大讲减君权，兴议院。

　　1898年9月，因该报报道了戊戌政变的详情，对死难烈士深表敬意，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严复南下上海，创办名学会，将主要精力投入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7部著作，加上《天演论》，被称为“严译八大名著”，几乎涵盖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全套理论，对当时直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他曾被毛泽东誉为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学贯中西，在翻译上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和考究严谨的科学态度 ，这使他的译作比当时外国传教士和同文馆之类学校培养出来的翻译人员高明的多，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年，严复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的自立会召开的国会，被选为副会长，但以后并未参加自立会的活动，政治上逐渐转向保守。1902年，严复赴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4年辞职。1905年再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次年任该校第二任校长，不久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离职，1908年起在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篡。1909年，清政府授予文科进士。1910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 后任资政院议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与严复在天津时是密友，遂任命严为京师大学堂校长，1913年，又请他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此时，严复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转化为封建主义卫道士。1914年，他先后被举为袁世凯操纵的约法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被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他避祸于天津。1917年，他又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五四前夕，他还极力提倡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他攻击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他晚年被疾病缠身，开始相信灵学。1920年，他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病死于福州。著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译著被辑印为《严译名著丛刊》和《侯官严氏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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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近代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严复从教育救国强国的逻辑出发，不仅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落后、偏狭及其危害，为废除、摧毁旧的教育体系，提供了无人可比的批判与启蒙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们提示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即强国之本的“本”不在物，而在人，在于教育陶铸和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严复力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救国主张，并通过批判旧学，废除科举制，引进西学，倡导近代科学教育，构建先进的教育体系与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一系列途径，达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宗旨，从而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然而，真理向前迈出一步往往就是谬误。严复在强调教育救国时，片面夸大了教育的作用，忽视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判断。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使得以激进方式展开的革命救国方案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回避、放弃和遏制的。在这种形势下，严复以“渐进”态度，以国民教育程度的不足来反对革命，其结果是被自已所极力鼓动而起的思想进步潮流所抛弃。就严复而言，这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就整个时代而言，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现象。因 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教育救国和革命救国两种方案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机的结合，致使辛亥革命因没有国民素质的支撑而陷于流产。但无论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教育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基础和动力之一，离开教育的变革，社会变革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应该说，严复从斯宾塞的教育进化论那里，找到了说明教育与救亡图存、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钥匙，从而赋予教育以全面清晰的理解。就是今天，当我们迈入新世纪，重新来回顾严复的教育思想，其中仍有许多思想闪耀着光芒，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这也是我们深入研究严复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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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义务教育的历史回顾

　　中国义务教育制度的拟议和提出，起源于20世纪之初。在清朝末期，当我国处于废科举、兴学堂、建立新学制时期，欧美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大都普遍实行了义务教育。清政府某些官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在20世纪初草拟清廷有关文件时使用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这样的词语。1900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清朝《钦定学堂章程》（旧称“壬寅学制”），就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思想，它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寻常小学堂修业3年。埃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7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旧称”努卯学制”）。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奏定初等小学章程》中进一步写明：“外国通例，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除废疾、有事故外，不入学者罪其家长。”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还明确写道：“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住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

　　“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并在全国推行过的学校教育体系。在这个学校教育体系中首次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思想观念，并把义务教育和强迫教育视为同义概念。在欧美各国，义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清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效仿西方全面实施义务教育是不可能的，清朝官员也深知，在我国还处于兴办学堂之初，就提出仿效国外实行义务教育，这只是对各地官绅的一种“竭力劝勉”而已。

　　旧中国正式提出试办义务教育是1911年。该年7、8月，清政府学部派人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议议决了《试办义务教育章程案》等文件。本案明确规定以四年为义务教育期，并提出了试办义务教育的办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同年9月，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次年又修正补充为《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政府法令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自清末以来，拟议、酝酿了10余年的义务教育之事，至此终于被认定。

　　1915年，袁世凯曾以大总统令颁布过《特定教育纲要》，规定要“施行义务教育”；1918年，山西省督军阎锡山曾颁布过《全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等等。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30余年的教育史可知，旧中国的历届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为实施义务教育都曾召开过专门会议，成立过专门机构，制定过一些法令，草拟过各种方案，发布过一系列诸如条例、方案、计划、办法、规程、纲领等文件，这些观点、意见、法令、方案等，都反映了教育界人士和政府当局对义务教育的重视和追求。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战乱频出、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致使义务教育“经时久，用力多，而获效甚鲜。”从学龄儿童入学率来看，据建国后的资料统计，解放前夕儿童入学率仅为20%，全国总人口中，文盲占80%，可见义务教育发展极其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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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自治与近代义务教育的兴起的关系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承担了义务教育的大量发动和组织工作，从舆论的宣传，学堂的创办，到资金的筹集等等，使全国初等小学堂数量及质量在短短几年即有较快的增长，甚至把新式教育引向穷乡僻壤，其历史进步意义不可抹煞。但毋庸讳言，各地在办理自治事务时，尤其是在有关义务教育经费的征收上，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些“官气”，有的甚至“抑勒过甚”，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报载，江宁自治研究所毕业生到乡下后，不但“夜郎自大，夸耀乡曲，武断行事，广刷报纸，散卷开货”，而且，“为敛财计，甚有勒派分资者”。这说明清末的地方自治，虽是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变革封建政治的尝试，但他们既然是从封建营垒中脱胎而来，就不免带上其母体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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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

　　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始于鸦片战争，迄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交流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陈独秀和梁启超是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最早进行分析和总结的人。陈独秀1916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梁启超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都从器物（即物质文化）、制度（即制度文化）、观念（即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过程，堪称精辟。

　　近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使中国的有识之土痛感中国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于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导致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化为目标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物质层面。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于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进入制度层面。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因此，在制度文化这一层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则显得更加尖锐和复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政治上讲，有革命和改良的分别，而从文化的角度讲，要解决的却都是制度的问题。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个“西式”的共和国，但是，袁世凯的篡权使这个西式的共和国有名无实。“吾人于共和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从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出现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体现了最深层面上的中西文化在精 神领域的冲突，要解决的是文化深层即“国民性”的问题。

　　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具有双重作用：西方国家拥有先进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其先进，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上；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后，由独立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但是其社会形态也由封建时代步入近代社会。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行打开的，西方文化也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掠夺强行向中国输入。因此，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采用的是血与火的方式。中西文化的冲突围绕三种矛盾开展，即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矛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文化带着侵略、掠夺与奴役的烙印，但是也的确对封闭、守旧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维护几千年封建统治旧秩序的封建文化，在先进的世界潮流面前，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与多变的时代，西方文化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快速进入，旧秩序的崩溃和“亡国灭种”的忧患，使国人急于寻求出路，一改以往“调和”、“中庸”的处事方式，当时的中国人几近于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之不是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就是固步自封地坚守阵地。对西方文化也缺乏冷静的态度，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全盘否定者盲目排外，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全盘肯定者惟洋是崇，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全盘西化论。“五四”以来，中国一大批思想家在比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时缺乏理性认识，往往更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于是越比越感自卑。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中国文化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这种文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政治文化，它在维护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延续的同时，也抑制甚至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天性发展和文化创造力。尽管在针对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比较强劲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在与以民主、科学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在当时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和方向的西方文化相比之下，中国文化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性。一句话，近代中国社会要发展，文化必须变革。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开放不久，而且是被迫开放，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有较多知识和见识的部分官僚恳和知识层，在广大民众中没有广泛的基础。同时，当时的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以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类问题，在理论上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们虽然看到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从整体上转换的必要性，看到了西方现代化代表了人类发展的趋势，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没有看到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体系转换道路的独特性。

　　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和西方文化进入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取得了物质和制度方面的胜利。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尤其是西方文化精神层面在中国社会基础的极端薄弱，因此，近代中国并没有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新型文化模式。从这一方面讲，西方文化的所谓“胜利”又显得过于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