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蕃关系的渊源及其历史基础

　　吐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年。那个时期，正是松赞干布（《唐书》上称弃宗弄赞，盖译名之异）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国内地并无往来，因而也不见于汉文记载。只是有个东女国在隋时间与隋王朝通贡使，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贡。这个东女国，或即以为唐旄。在隋末庸初时，吐蕃先后统一了在那个地区的唐旄、羊同、苏毗、附国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组成的部落，逐步把现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着的一百几十个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一些非羌族部落等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吐蕃。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正好与唐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时。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赞干布遣使来唐聘问，唐派使臣冯德遐前往逻安（今拉萨）通好。这是中国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一王朝与吐蕃建立往来关系的开始。看来当时双方之间都不够怎样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册上记载着“来朝”或“来贡”的字样。

　　通过冯德遐的回聘，松赞干布以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请婚。随着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遂揭开了唐与吐蕃之间往来与争夺的序幕。中国立国虽然比吐蕃还要早两千多年，但与吐蕃建立正式往来关系，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尽管如此，吐蕃先世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与商、周、秦汉等王朝的间接关系，仍是一直不可分的，同时自唐初开始，正式成为组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础的。若要说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民族渊源方面的西来说，则更是别有用心的不根之谈。

　　从民族渊源来说，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今天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属于蒙古人种。而1983年在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物，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于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则具见于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同时羌族中发羌、唐旄等部，在秦汉间就已由河源进入今藏北地区；汉武帝时，又传说有羌族的六牦牛部进入今西藏地区。在隋以前，活动于本地区的部落国有附国、吐谷浑；隋时则有女国、宝髻、苏毗、羊同、党项等部落，这些都是组成当时吐蕃的主要成员，其中最众多的氏族，还是以秦汉以来的羌族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说是融合了羌族多种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现于史册的，而南来、西来两说，一出于印度佛教传入后的宗教性附会；一出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后政治性煽惑，并无史实根据可言。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国西部古羌族为主体，这从今藏族的地区分布和语言渊源上也不难窥见一斑。说起羌族，它的先民在传说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与黄帝族形成为后世汉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现代中国汉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过黄炎联盟的形式，后来又经过姬、姜联姻等方式，才成为从汉以来被称为汉族的主体。汉以后虽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为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素质各异的共同体，但从族源来讲，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实质。除了黄炎联盟时期未进入中原或后来秦穆公、秦献公等在与西戎争霸时，又被驱入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戎，由于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趋于落后，便仍然处于聚落游牧的社会阶段。等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秦汉魏晋以来一直分散不相统属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为主体的第一个统一王国时，它的奴隶社会性质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仍未得到改变。但这种长期由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所形成的社会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而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后，便在形势的促使下，原来那种落后的社会、经济而貌，必须急速地要加以改变了。

　　吐蕃社会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相沟通。在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罗、天竺地区发展，则显然要受气候、风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为一旦从高寒地带进入湿热的高温地带，在短期内是难以适应的。它们只能是在文化、经济上有所往来，乘其新兴之势，顶风冒雪，盘马弯弓，以剽急强悍的骑兵部队进入地势与气候相适应的地带，并进而掠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这就是吐蕃当时东北进以并吞吐谷浑、党项，东进松州以掠取唐所羁縻的诸羌州，北进于阗以与唐争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镇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吐蕃的东进、北进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肃、四川的西南地区，都是当时羌族、氏族及吐谷浑、鲜卑（秃发、乞伏、乙弗等）等非汉族而与吐蕃族在生产生活上相接近的诸族活动的地区，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这些地区进军和发展的必然策略和趋势。因此吐蕃在合并唐旄、苏毗后，使为向东北进攻吐谷浑铺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后，便为向北进攻于阗创造了条件。这样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内和在当时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地区与立国中原的唐王朝相 冲突了。不仅是如此，它同时还与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东南方的南诏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胁的局面。在这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涉的关系中，比较起来，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既有联合，又有争夺，而以和平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就是汉藏两民族在黄炎、姬姜、汉羌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凝结成的民族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新成果。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作用中，把唐与吐蕃等量齐观，无所区别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或主要的趋势看，无疑地唐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时代，不仅是与吐蕃比，同样地也是正处于它的兴盛期；而且在当时的东方和世界历史上看，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入到高丽、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而且还远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同时唐代继汉之后所开辟的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今或称丝绸之路），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图的广阔，也是中国史上所仅有的。从声威方面来说，当时西域诸国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称东西交通大道为朝天可汗道；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又是华夏文化与西域文明荟萃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王国最初与唐王朝建立往来关系时，还只能居于藩属地位，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终于在元初正式成为组成祖国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说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因素和因缘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由于萨班·贡噶坚赞和他的姪子八思巴两 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归顺大元王朝的。西藏当时的顺时趋势，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的。与此相反，元代虽然曾地跨欧亚两洲，而且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亚及东欧大地，但并没有促成翰罗思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顺，即是显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一致，而历史关系又无基础，只想用武力进行扩张是不行的。

　　唐与吐蕃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在同种同文的基础上，但在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一定曲折，这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唐王朝便与吐蕃处于对峙或联盟的局势。联盟是为了加强内部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共同对付大食势力东来的威胁，而对峙则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表现。等到安史乱起，唐在河陇的边防军相继东调守御潼关，吐蕃势力的发展，便逐步趋于优势。但双方之间仍以和好往来的联盟为基本关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讲和，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进和同为一家。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长安《唐蕃会盟碑》文中说，商议叶同，务会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义一为此大和矣。……使其两界烟上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这种在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卞）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所建立的和好往来关系，对唐蕃双方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吐蕃由于与唐之间先后持续了约二百来年的往来，吐蕃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逐步扫除了氏族社会残余．但最终由于吐蕃社会奴隶制残余的作崇，贵族阶级的兼并土地和增收租税，宗教徒之间的互用残杀，更加上连年用兵，促使贵族内部各个集团分崩离析，当唐王朝趋于衰亡时，吐蕃也早一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时，对唐与吐蕃在历史上的关系，曾这样的评论：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巳。唯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吐蕃和唐王朝的争夺，虽使它们同归于衰亡，但这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广大人民，通过二百多年来和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与唐王朝政权的联系，遂使双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此便密不可分了。这种历史关系，从吐蕃来说，是祖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发展中向内地的扩张和掠夺，这在把中国西部地区分散存在的以羌族为主的众多部落统一起来，从部落群体向单一的民族政权形式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唐王朝来说，它与吐蕃的争夺，却并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具有扩张征服的历史因素，而是为了保障那时内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免受破坏，并力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畅通无阻。特别是和亲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彻了唐王朝和平往来的意图。这同样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了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贡献。这无疑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主流。曲解了这两点，便完全抹煞了当时历史发展的真象。

维吾尔人的贡献——突厥语词典

“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由我 国维吾尔族著名的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编写。这部巨著结构严谨，条目清晰，收进的辞汇极为丰富，堪称一部关于突厥民族的百科全书，正文中的每个突厥语词条都用阿拉伯字母拼音，用阿拉伯语注释，其中不少词条所附例句，引用了丰富的成语、谚语、民歌、俚语等口头文学材料作为解词释义的范例。本书不仅对研究突厥语言学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研究古代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诸突厥部落的历史、地理、物产、文学艺术、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的情况等，也提供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资料。这部巨著被许多国家以本国的文字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品。1981年已出版《突厥语词典》的现代维吾尔语译本第一卷。

　　上图为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墓。位于喀什市西南45公里疏附县乌帕尔乡艾孜来特毛拉山山岗上。这里环境清幽，林木葱翠，气候宜人。现在的陵墓是1985年重修，陵墓东侧有一清真寺，供信奉伊斯兰教游客和附近村民祈祷之用。陵墓北侧有一文物陈列室，陈列着《突厥语大辞典》和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的生平介绍等有关书籍与资料。陵墓的正前方有一眼清泉，人们称之为"神泉圣水"。泉边有一丛古杨，树干苍老遒劲，枝繁叶茂，被视为一大奇观。

靺鞨族对开发我国东北地区的贡献

　　靺鞨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秦以前称为肃慎，两汉时称为挹娄，到南北朝时又称勿吉，隋唐时期称为靺鞨。唐朝时靺鞨有部落数十部，其中以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最为强大。当时他们大体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制初期阶段，以射猎为生，已经有角弓和楛矢，没有房屋，穴地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居穴中”，间或也经营农业，用米酿酒。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发展稍快一些，已经出现了奴隶，如黑水都有的首领拥有“家憧”数千人，“财力”雄于四周等等。

　　黑水靺鞨系居住在黑龙江一带的靺鞨部落，从隋朝开始就与中原政权有密切接触，其首领突地稽曾归附于隋。唐高祖武德年间，继续派使者到唐，唐于其地置燕州，任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后又赐突地稽姓李。突地稽子李谨行，继位于唐，官至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开元十年（772年），唐玄宗在黑龙江流域设勃利州（今苏联<现为俄罗斯——编者注>伯力），以黑水靺鞨首领为刺史。开元十六年，又在其地置黑水军，次年，改为黑水都督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而由中央派遣官吏为长史。这样，唐中央封建王朝就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了一整套行政机构，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粟末靺鞨是居住在粟末水（今松花江）一带的靺鞨部落，到唐朝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政权，“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统治地区东至于海，北至黑水，西接契丹（包括今长春、开原、农安等地），南至朝鲜的德源，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唐高宗时，粟末靺鞨将政治中心迁到营州（今辽宁朝阳），与唐朝发生密切关系。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唐王朝在其居地设忽汗州都督府（亦称渤海都督府），正式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兼忽汗州都督，此后靺鞨政权即以渤海为号，都城设 于忽汗城（今吉林镜泊湖畔）。其后渤海与唐往来频繁，仅玄宗一朝，渤海遣使至唐邵达二十九次，代宗大历年间又通使二十五次，唐宪宗元和年间通使十六次，终唐一朝，先后总共向唐通使进贡百次之多。渤海王国一直到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方为契丹所灭。

　　靺鞨族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有重要贡献。早在肃慎时期，《国语·鲁语》就记载他们曾向周王朝贡献“楛矢石砮。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牡丹江一带陆续发现距今约三千年的原始社会遗址、半地穴式的住屋和安装石箭头的弓箭，估计就是肃慎人的遗迹遗物。挹娄时代的遗址，在黑龙江省的绥芬河畔和牡丹江中游也有发现，出土了大批相近于龙山文化的陶豆、陶甑和石镰、穿孔石刀以及粟、黍等农作物等遗物。到渤海国时代，遗物遗址就更多，其五京十五府，据考古发现，其上京（亦为唐渤海都督府府治）龙泉府遗址当今黑龙江宁安县东京城。此城完全按唐长安城规模仿造．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外城周三十华里，略为长安城的一半。在其附近还发现一处当时的砖窑遗址，砖瓦俯拾皆是，其筒瓦、文字瓦、瓦当、雕花砖等，烧制皆很精致。此外，在上京故城址里还发现一组佛教“舍利函”，其中包括铜函、漆画、银函、银瓶、玻璃瓶等和多种彩色丝织品，制作美观，说明当时渤海工艺水平的高超五十年代在吉林敦化、发现的六顶山渤海墓，也出土了若干造型很美的石狮、铜铁器、鎏金工艺品和玉器装饰品等。从上述考古资料看，靺鞨族到唐朝时候，其社会经济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他们 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贡献。

　　靺鞨族和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渤海国成立后，粟末靺鞨除与唐不断使节来往外，大氏王朝还努力吸收唐朝先进文化，其职官、服饰制度全仿唐朝，不断派学生到长安太学学习，同时经常派人向唐请求各种书籍，仅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即向唐取回《唐礼》、《三国志》、《晋书》多种写本。渤海不断派学生到长安学习，不少士人就在唐朝参加料举考试，有些人甚至留下在唐做官，他们和唐朝文人交朋友，互相切磋学问，赋诗来往。晚唐诗人温庭筠有一首《送渤海王子归国》的诗，写道：“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渤海和唐的亲密关系。渤海和中原王朝的经济贸易往来也很频繁，渤海的土特产貂皮、海豹皮、海东青、马、铜、麝香、人参等，经常输到唐朝内地，唐朝的锦、绢、缯、帛和金银器皿也不断输出到渤海各地。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的许多工艺品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其形制和唐朝内地极为相像，如近年在吉林和龙出土的一些金器，就和内地唐墓发现金制品相同。

　　渤海国是我国唐朝时候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中文化较高的一个，在当时有“海东盛国”之称。渤海人民不仅为我国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其文化还给周围的高丽、日本等国以重要影响。据日本史籍记载，当时日本曾同渤海大批派遣使者来往多次，有时数达一百二十余人，使节们险渡日本海，常常为此牺牲性命。日本政府对渤海使者十分尊重，关怀备至，使者登陆后，天皇特派存问领客使和掌客使，专程慰问，冬送寒衣，夏送夏服，进京时又派出郊迎使，入朝后派出著名文士与客人们诗赋唱和，天皇亲自设宴招待。渤海著名士人杨泰师、王孝廉、裴颋、裴璆等，和日本名士岛因忠臣、都良香、巨势文雄、菅原道真、桔广相、纪有昌等，都成了文坛好友。渤海乐也因文化交流而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的宫廷音乐之一。此外，号称唐朝最新、最准确的一种历法《长庆宣明历》（长庆是唐穆宗年号），也通过渤海传到日本，从公元862年起一直到1684年，为日本所沿用。这也是渤海国对中日友好史的一项重大贡献。

（选自臧嵘等主编：《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隋唐—明清部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在驰名中外的镜泊湖风景名胜区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史迹区，它就是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这个中世纪赫赫有名的大都市，当年就座落在距镜泊湖不足20公里的宁安市渤海镇的位置上，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现今可见的遗址有：上京龙泉府遗址、古井址、禁苑址、街坛址、寺庙址、古墓、古桥址、兴隆寺。

　　主要遗物有石灯幢、大石佛、舍利函、大石龟、文字瓦等。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在今牡丹江宁安市境内。渤海国是唐代我国东北以靺鞨族粟末部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政权，建于698年，926年被契丹族所灭。该古城遗址已有1200多年历史，是牡丹江市古迹中保存最完好的，目前仍保留着仿唐栩首都长安城建筑的城池，分外城、内城和宫城（紫禁城）三部分，四周还有御花园、古桥址、石灯笼、石佛、八宝琉璃景、三灵坟等古建筑。被国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国首府，外城周长16公里，四面十门，城垣土石建筑，城高平均约2米左右。内城周长约4.5公里，城垣石筑。宫城周长约2.5公里，城垣石筑，残垣平均高3米以上。宫殿在宫城中轴线上，今存五重殿基。宫城正南的午门，台基高近6米，其东西两边原为侧门。第二殿东侧有供皇族饮水用的八宝琉璃井。宫城东侧有禁苑遗址，其南有一面积近20000平方米的池塘。池塘东西两侧有人工堆砌的假山和一些楼台殿阁建筑的遗址，建筑材料多用石料和砖瓦，有宝相花纹砖、文字瓦、莲花瓦当、各种釉瓦等。上京龙泉府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大昭寺

　　  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觉康”（藏语意思是佛殿），位于拉萨市中心。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据传，文成公主谙熟星象和五行说，当时她夜观天象，日察地形，发现西藏地形状似仰卧的罗刹女（魔女），拉萨一片池塘是罗刹女的心脏，池水是罗刹女的血液。在协助尺尊公主建大昭寺时，她提出只有填平池塘，于上建佛殿，方能镇住妖魔避免灾祸。据说当时是用成群结队的白山羊背土填湖，藏语中山羊叫“惹”，土称“萨”，所以寺庙最初称“惹萨”．后来惹萨又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称，并衍化为今天的“拉萨”。“大昭”的“昭”即藏语中的“佛”之意。大昭寺建成后，元、明、清历朝屡加修改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大昭寺殿高4层，上覆金顶。整个建筑，金顶、斗拱为典型的汉风格。碉楼、雕梁则是西藏样式，主殿二、三层檐下排列成行的103个木雕伏兽和人面狮身，又呈现尼泊尔和印度的风格特点。正殿有20根大木柱，柱上斗拱架梁，有天鹅、象等精美浮雕，寺内有长近千米的藏式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和《大昭寺修建图》，还有两幅明代刺绣的护法神唐卡：一幅为胜乐金刚。另一幅为大威德金刚。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供奉的密宗之佛中的两尊，两幅刺绣至今色泽鲜艳，画面完整，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大昭寺建成时只用来藏经、供佛。因为当时西藏还没人出家为僧，到了后来，经历代扩建，四周增设回廊、院落，建筑面积达25100余平方米，开始有少数僧侣看管寺庙，并不从属于哪个教派。黄教兴起后，每年在这里举行传召法会。历代的达赖或班禅的受戒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大昭寺前有唐长庆三年（823年）立的唐蕃甥舅会盟碑。碑身为柱形，高4．76米，刻有藏汉两种文字，详细记载了唐穆宗和吐蕃赞普（王）赤祖德赞结盟和好的经过及意义，至今大多数碑文清晰可辨。

　　在拉萨，藏人也喜欢将以大昭寺为主的八角街一带称为“拉萨”（藏文意思是佛地），由此可见大昭寺在拉萨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