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自主性和学校能力

　　学校自主性和学校能力

　　摘 要：因为学校在国家和个人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彰显，所以人们希望学校能够提高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效率。基于对学校效率低下原因的考虑，提高学校自主性就成了解决学校效能不高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先是分析了学校自主性的含义，紧接着分析了学校自主性兴起的原因，同时根据对学校性质的理解，提出了学校的自主性是一种不完全自主性的观点。文章的最后，提出学校能力的概念，指出学校自主性的增大要求学校具备必要的能力，是学校能力而不是学校自主性直接影响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关键词：学校自主性；学校汲取能力；学校合法化能力；学校调控能力

　　当前，学校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学校已发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制度之一。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几乎没有人不和学校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没有直接关系，也会有间接关系。可以说每个人都成了学校的利益相关者，都希望通过学校达致自己的期望。从个人一端来看是如此，从国家一端来说也莫不如是，任何国家都希望通过各级各类学校为其培养发展经济、传承文化、和谐社会的人才。当然，希望学校有什么作用是一回事，学校能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又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人们对学校寄予的希望，后者是学校本身表现出的实际作用。也正是因为学校对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人们一直也没有中断变革学校、提高学校效能，使学校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努力。其中，提高学校的自主性、加强学校能力建设就是这众多努力当中的一种。很多研究和观察已经证明，适当的学校自主性是有利于学校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尤是对于处在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对学校的运行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下的中国学校来说，更为重要。

　　一、学校自主性的含义

　　一直以来，有一种压倒性的观点认为学校没有自主性，学校完全依赖于国家，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我们了解1949年以来我国的学校演进史，不难发现在动荡变化的社会中，学校毫无选择地随着时代的波涛被动地起伏的现实，以及计划体制下学校完全依赖政府的境况。学校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教学目标、领导、师资和进行教学实践。家长、学生和外部影响都制约着他们的选择，甚至将决定强加给学校。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学校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学校运作上，我们必须把视线投向学校之外，转向学校所处的环境之中。常识告诉我们，学校的运作需要资源（诸如资金、设备、房舍、人员、教材等），而这些资源没有一样是学校能够自己生产的，学校只有从外部的世界获得这些资源，这样的特点也强化了人们头脑中学校没有自主性的印象。

　　表面上看起来，学校完全受制于国家（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中的国家主要指代表国家的政府机构），但是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学校也时刻表现出自己的自主性。何谓自主？康德曾经将自主与自由意志相联系来进行阐释，不过他主要指的是个人自主。那么作为个人集合体的社会组织的学校，其自主性又如何解释呢？简单地说自主性即“足够允许一个集团解决问题并保持其独特特性的独立状态”。这个定义有两个部分，一个外延，一个内涵，其外延部分即独立性，等同于“权限”和“管辖范围”，比如学校自主性意味着学校有垄断的权限；内涵是指特性或使命——对组织的核心任务普遍认同和赞成情况下的理解，比如说学校的核心任务是教学，通过师生之间的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未来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由此，我们可以把作为重要社会组织的学校的自主性，看成是学校所拥有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机构或者力量的权力。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学校自主性是通过学校完成特殊的任务而实现的，正如企业有企业的任务、法院有法院的任务、医院有医院的任务，彼此职责分明。换言之，学校自主性是学校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学校是否具有自主性，主要看它是否具有区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自身利益和价值。学校可以系统地表达和推进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反映国家、社会阶层或群体的需求和利益。学校自主性的直接结果表现为教育目标的贯彻能力，其间接结果表现为学校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学校与其他组织的分化表现为学校进行教学活动并只进行教学活动。所谓教育是任何一个组织和群体都有的影响（比如工厂、家庭、政府机关等都有教育作用），而教学活动则只有叫做学校的组织才有。学校的自主性使之成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与学校自主性相对应的是学校依附性，因此可以说，学校自主性的兴起是学校依附性的反向结果。学校在依附国家的同时，获得了相对自主的空间，所谓“约束下面的自由”就是这个意思。依赖于国家的资源赐予是学校生存的本能，学校对政府的依附既是为了获得资源的输入，也是为了寻求行政保护。当国家权力垄断了对学校资源的输入时，学校毋需通过自身的主动发展来开辟别的资源获得渠道，事实上也不可能允许学校有自由活动空间的存在，于是学校作为拥有特定利益的实体，便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争取国家更大的资源输入上。学校生存的基础就建立在国家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上，因此学校通过各种方法向国家权力渗透，就成为学校的主要任务。于是学校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成为学校生命力的最终保证，依靠各种联系渠道获取各种资源，自然而然地推动了学校自主性的滋生。

　　学校之所以成为学校，重要的标志是学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边界，它也有自己判定优劣的标准，这个标准往往与社会上的不一样，比如，学校所展示的并因此教导学生的也是那种按照（知识）价值给予回报的原则。在知识方面取得成就（考试成绩高）的人会得到赞扬、老师的笑脸和最高的学分。然而更广阔的市场社会所教授的却是一种不同于学校的课程。在这里，文字方面最聪明的人并没有获得最高的回报，知识技艺也没有获得极高的评价。尽管学校在纵向的体制中是开放的，但其在横向上垄断信息的心理和意向却显示出明显的封闭特性。在国家政权调控体系内部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学校亚文化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国家对学校的控制参数是多重的，甚至学校对许多问题的处理并没有足够的自主决策权，但就是在这样看似“滴水不漏”的国家权威约束下的学校，也还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结构，那就是对学校内部信息的封存和学校利益的保护。受国家调控制约，在学校中有一种永久性就业存在，一个人一旦进入某一所学校，一般要与其他的人共同生活很长时间，而在学校中不同的行动者的利益寻求活动又往往相互矛盾，容易引发冲突。为了保障学校内人们的相互关系，就产生了所谓的“一致性政治学”，人们要保持表面一致，就不把冲突公开化，在表面上维持一致性，将冲突留在幕后解决。于是学校作为制度化组织所具有的高度制度化的特点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处在国家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与这种目的论的观点恰好相反，学校非制度化特征的“意外后果”，就是学校相对于上级部门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这种信息优势使学校这样高度制度化的组织，具有一种隐蔽性的自主性，学校在制度化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隐蔽的“自由空间”。如果不是生活在学校当中，是很难体会学校这种自由空间的存在方式及其扩展程度的。由此可见，学校自主性就是学校在国家调控体系的背后，拥有一种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或者潜藏在控制体系之下的一种优势地位，它构成了处理学校内部和对外交往的规则。并且这种学校自主权是与学校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人们对它的认同也是自发的。如果某一个学校成员违背了学校内部的规则，或者损害了学校的主权地位，将会受到其他人的道德谴责和学校权威人物的惩罚，他就可能丧失很多利益，所谓“校兴我荣、校衰我耻”反映的就是学校及其成员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学校主权能够为学校提供一种非制度化的权威机制，甚至暗含着一种部分消解国家权威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也还来自于学校所在的地方性知识，抑或是这种地方性知识与学校本身力量的结合。

　　学校亚文化的形成既是学校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键所在，也是学校自主性兴盛的结果。在大一统的学校体制中，包容着分割这种统一性的学校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学校以外的地方性知识，我国的学校都坐落在某一个区域，有一个大致的服务半径，教师和学生都来源于此。由于国家对资源的再分配最终必然落实到学校这一基层组织，所以学校成员的利益得益于学校内部的分配机制，他们直接面对的是学校的赐予，学校在资源分配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成为学校成员皈依学校的直接动力。维护学校自主性地位的存在，既出于满足个人福利的需要，也是维持学校整体存续的前提。时间一长，个人认同学校的程度就大大胜过对抽象的国家的认同。

　　可见，学校自主性并不是制度化的产物，而是制度化的一个意外后果或者是非正式制度化的产物。学校自主性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作为一种隐蔽性力量存在于学校结构之中的。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学校自主利益的规模有所扩大，并逐渐获得了一种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当前，学校与国家的关系正处于一种重构之中，随着国家之外的新兴的力量地兴起和资源主体的多元化，新的国家——学校的二元关系正在让位于日渐形成的国家、社会、学校的“三角关系”。

　　二、学校自主性兴起的原因

　　种种迹象表明学校自主性不是理论上论证的有没有、或者应该给予学校多少自主性的问题，而是确实存在学校自主性、并且学校自主性日益凸显的事实。细究起来，学校自主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导致学校自主性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学校对国家的依赖性。按照一般的道理，国家对学校的事情几乎全部包揽下来，应该没有学校主权（自主性的表征）这一现象，但实际情况没有这样单一和纯粹。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家对学校进行资源配置的体制之中，由于国家对学校的资源输入并没有明晰的规定，国家政策文本往往是模糊的，这为下面的自由发挥创造了条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要通过各级政府负责对自己辖区内学校的资源输入，而各级政府，尤其是与学校有直接关系的政府和学校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情况下往往视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干部的好恶和感情而定，所有学校在获得正常的资源输入之后，由于面临着学校成员的压力和对学校整体利益的考虑，必然要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渠道去争取更大的资源输入，而这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第二，由于学位体制的同一性和严密性，使学校在依赖国家的同时，不可能去寻找另外的发展空间，这种“总体性”的学校体制引导了个体利益的诉求办法，个体往往不是行动于体制之外，而是通过体制本身在实现利益。于是国家输入的资源成了学校生存唯一的资源，这种单一的资源就成为决定学校命运的力量，这样一种态势反而加剧了学校主权的反弹。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出现了，从一所学校传出来的信息，其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当一个学校试图从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输入，或者对已掌握的资源进行自行处置时，它便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真相，尽量把符合国家意志的一面展现出来，主动迎合国家在某一个方面的号召，或者夸大自己处境的艰难情况，以达到获得最大化资源输入的目的。

　　第三，就学校自主性的实现方式来说，它既是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又是在“幕后”完成的，即在制度背后进行操作的，学校中的成员拥有很大的“幕后”活动空间。这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制度安排所解释不了的。实际上，这正是学校依附于国家的反向结果，即学校结构中潜伏着滋生学校主权的因子，正如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滋生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因子一样。任何一个正面的力量都有一股反向的力量与之对应。学校依靠“幕后”原则达成了一种交易，一般是在不违反政策和国家约束法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资源输入。这是就学校与它的上级主管机关来说，就学校中的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个人在学校内通过“幕后”原则获得更多的利益。学校中这种活动原则的基础是学校成员之间的利益依赖关系和处在同一个社会网络结构之中。

　　第四，二十多年的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导致国家不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拥有者，社会资源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同样拥有了学校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而且上述资源主体能够自由的处置自己拥有的资源。这客观上为学校提供了除了国家以外的资源获得来源。基于对中央集权教育管理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体会，以及对外部控制越严格学校越不能得到发展的认识，再者政府掌握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庞大的学校运行需要的无奈（事实上，中国的学校，特别是地方学校一直是由地方或者民间办理），政府也有意采取放权，先是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接着是进一步给学校自主权（标志是实行校长负责制），把原先由政府把持的一些权利让渡给学校，这主观上调动了学校从“非政府”渠道获得资源的积极性。

　　三、学校的“有限自由”和“无限受令”

　　学校自主性使学校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自由空间，但决不能把学校的这种自由空间无限扩大或放大，更不能盲目的乐观。学校的独立性从来都是相对的，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独立的，是因为它与国家、社会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实际上学校处于“有限自由”和“无限受令”的交合状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的自主性是一种“半自主性”。从制度上分析，学校的基本特征是他们具有“受令性”，即整个学校体制是比较被动的、以执行上级指令为主并且被国家严密监督的机构，学校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并不是其主体的活动，相反保守性才是它的主要特点。“受令性”决定了学校本身没有太大的创造性和自主活动空间，主要活动被严格地纳入整体的社会调控之中。当然，在社会调控体制运转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制度理性展开的过程，而是存在着对制度进行扭曲、变通和加工的现象。不仅在学校与国家之间，在学校干部和学校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最好的概括。这和吉登斯提出的“控制的辩证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控制辩证法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调节机制，比如说年终评先进，按道理说先进是一种对工作表现的一种激励，一定是工作成绩突出的人才能当先进，可是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往往是轮流当、或者给那些急需要的（要评职称了，需要有个荣誉增加成功的砝码）人。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与不能把学校自主性推向极端一样，也不能把这种控制辩证法视为对学校权力机制的一种致命性的威胁力量。

　　学校自主性既有刚性的一面，也有软性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国，学校的独立性就非常脆弱。说学校自主性有软性的一面，主要是把学校自主性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形态来说的，很多观念是从学校诞生并传播开去的，很多运动也首先是在学校酝酿然后呈燎原之势的；说学校自主性的刚性主要针对学校的政治性和制度属性，因为我国的学校一向是国家意识形态控制最严厉的领域之一。从现代学校制度被引进到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演进，在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不断适应过程中，学校自主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状态，学校能够在这样一种文化心理状态中获得满足感。隐藏在制度背后的自主性意识，使学校拥有了一种自主性结构。这种结构呈现出异常的顽固性，以至于要想通过传统的调控手段很难消除它们。但是，这种顽固性的学校自主性也并不是坚不可摧，从制度的层面观之，学校对国家的依附属性已经决定了学校自主性的脆弱性。依附属性既是产生学校自主性的动因，也是破坏学校自主性的体制性力量。学校自主性在国家权威性的调控手段面前，往往会显示出脆弱的一面。因为国家对学校的控制参数并不是都表现出“形式性”的特点，相反，在形式性的控制手段失效之后，或者学校自主性对国家的调控体系产生威胁的时候，依靠国家的力量剔除学校自主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是快速而有效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开展的对以前学校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学校能力

　　学校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只是说学校有了在面对变化多端的环境里相机行事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有了自主性的学校就一定能够运转良好，从而表现出很好的效能。学校要想取得好的效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笔者称之为学校能力，具有同样自主性的学校，能力可能有天壤之别。我们把学校能力定义为学校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任何学校起码必须具备三种基本能力才能生存和运作。

　　1.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是指学校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即处于某种情境中的学校，借助某种方法，吸纳其本身并不具有但其他行动者（比如个人、组织和群体）具有的各种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使这些资源归自己支配，为自己直接使用的能力。对学校比较熟悉的人都能注意这样的现象，就是一样的学校获得的资源数量却大有不同，这就可以看成是学校汲取能力的大小不一。

　　上文述及，学校要想正常运转就要输入各种资源，比如教师、教学设备、教室等，这些资源学校是无法自己生产的，那么只有从校外环境中获得，比如从政府获得资金和政策、从高等院校获得师资、从市场获得物资、从别的学校获得信息、从周围社区录取学生等。学校怎样才能获得这些需要的资源呢？学校获得资源之道不外两途，一是政府的调配，也就是由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配资源，计划经济时代全部是这样，现在这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二是交换，学校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和其他的组织交换它们有而学校没有的资源，比如用学位（学习的位置）交换资金，用学额（学校的名额）交换教学设备、设施，用新的知识技术换资金，用升学率换学校声誉等。不管是前一种的政府配置还是后一种的互相交换，都要求学校要有满足其他组织需要的资源，对政府来说，学校要满足政府赋予学校的任务；对于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来说，学校要有与之交换的作为稀缺资源的学位、学额等。之所以说学位、学额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是因为当下的社会，围绕学位、学额、学历等规定的学校教育制度是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主要条件。因此，学校汲取能力的大小是以学校营造稀缺资源能力的大小为基础的，也就是以学校的办学质量为基础的，办学质量高的学校汲取能力就强，反之则弱。

　　2.合法化能力(legitimation capacity)。学校处在由学校关联者的规范与价值观组成的制度环境中，这些学校关联者包括政府、其他组织（包括村落、学校、工厂等）和个人（家庭）。因此，学校采取某种结构形式和行为策略是为了让关联者满意，以便获得资源。这就涉及到“合法化”问题，合法化的基本思想是：当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期待、价值观念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就会诱导和迫使个人或者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合的行为方式、组织形式和内部结构。例如，社会中存在着对医生、教师、企业行为的社会期待，一旦医生、教师、企业违反了这种期待，就会受到指责和惩罚。又比如在人们的观念中，现代的学校应该有校长、应该分科教学、各科教师应该是科班出身、应该有教导处、总务处、政教处、应该有对教职员工考评的规则等，这种学校的组织结构特征已经成为我们共有的观念，成为类似于自然法则的东西，使得我们自然而然依此观念去形塑学校。所以说，合法性是一所学校在其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的环境系统中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意的、恰当的和适宜的一般看法。合法性意味着学校组织行为必须与公众的认知和情感预期相一致，即学校会采用那些被其关联者认为是有效的、合适的结构形式和活动。学校的合法化的能力是指学校运用各种手段在学校外部和内部制造共识，进而巩固其地位的能力，只有获得外部社会成员的认同和肯定，学校才能得到社会（社区）的支持；也只有获得内部成员的认同和肯定，学校成员才能为实现学校的目标而尽责出力。现代学校刚刚被引进到我国的乡村时，曾经发生当地人抵制上学的事情，就是因为现代学校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合法性不足所致，这从反面证明了学校合法性的重要性。最近几年人们对学校不均衡加剧以及学校乱收费等问题的批评，也可以看成是学校在公众心目中失去其合法性的标志。当下，学校积极倡导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与社会成员的沟通即可理解为学校增强合法性能力的措施，不如此，学校就难以真正摆脱屡遭诟病的命运，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就非常艰难。

　　3.调控能力(steering capacity)。上面两种学校能力都是从学校适应外部环境的方面提出的，是学校的一种适应性能力，是一种从外向内的能力。学校的自主性决定了其只有适应性能力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干预性能力，就是我们说的调控能力，也即学校影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个人生活的能力，是一种从内向外的能力。学校的调控能力是与学校的功能紧密相联的，一个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成果在人们之中的传播有关，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不断应用有关，学校恰恰可以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把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人类文明成果一代代传递下去，而且学校既是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也是这些知识的散播者。学校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一个不能接受学校教育的人，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现代社会中，不同种类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调控能力就是学校通过生产和传播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把不同的人整合在一个同一的规范下面，增强人们的相互认同，同时又把人们区分成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作者进而影响外部世界的能力。那么，如何才能增强学校的调控能力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提高学校的专业化水平着手，也即强化学校的不可替代性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应该分析清楚哪些特征和功能是学校独有的，哪些是学校和其他的组织共同具有的，有针对性的突出学校独具的特征和功能，比如在规定时间里，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对某一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在一定空间中传授系统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就是学校区别于其他机构的独有的特点和职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不断的改革现有阻碍学校运行的制度，创新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制度是提高学校调控能力的不二法门。

　　总之，不管是从社会分工赋予学校特殊的职能来说，还足政府放权于学校的现实来说，现在的学校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政府感慨对学校已“无权可放”（学校却不这么看，校长们不断在抱怨他们“无权”，这种悖论恰恰是学校自主性增强的表现，说自己没有权力说明已经有了一些权利）。当然，自主性的增大并不必然导致学校效能的提高，还需要学校具备一系列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些能力，学校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对于我国的学校来说，与其说重要的是增强自主性，不如说重要的是提高学校能力。

　　注：

　　[1]庄西真。什么学校，什么问题——学校社会学研究的目标与策略[J].当代教育科学，2006(6).

　　[2][美]约翰·E·丘伯，泰力·M·默。政治、市场和学校 [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3][美]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北京：三联书店，200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庄西真。学校社会资本论[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 (3).

　　[6][美]罗伯持·诺齐克。为什么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1卷)，2004.

　　[7]庄西真。关系：一个学校社会学的分析框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7).

　　[8]有人提出了两种组织的生存模式：一是总体性生存模式，一是独立性生存模式。前者是一种各个组织都向自己的上级负责，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目标，组织的生存由一个统一的上级来负责。同时下级组织也不存在自主性，必须完全听命于上级，只要求所有组织的产出之和大于所有组织的消耗，而不必要求每个组织都能为自己的生存独立负责的模式。后一种模式正好相反，在这种模式中，每个组织必须为自己负责，它必须自己解决生存问题，同时每个组织必须为更大的组织系统如国家、城市做出净值大于“零”的贡献，而不能滥竽充数。见沙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共同生存的方式”，杨善华、王思斌《社会转型：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181—199页。纯粹的总体性组织和纯粹的独立性组织是没有的，大多数组织位于由总体性和独立性为两极的系谱上，差别是有的靠总体性近一些，有的靠独立性近一些。学校也是如此，计划体制下的学校，可能靠总体性一端近一些，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靠独立性一端近一些。

　　[9]张静。国家与社会[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0]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

　　[11]所谓“控制辩证法”是指作为控制的权力的双向分布性，体现在既有权力关系中，权力弱势方如何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控制。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三联书店1998年版78页、522页。这种控制辩证法正好说明了权力是一种关系的说法，就拿学校来说吧，校长和教师之间是一种权力关系，校长的权力比教师的权力大，但是教师通过自己的专业权力和掌握特定信息的权力同样可以对校长的权力控制实施反控制。

　　[12]庄西真。科层制与关系网络：学校中资源与权力的配置[J].当代教育科学，2005(11).

　　[13]曹正汉。观念如何塑造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