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课 五代十国的更迭和北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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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

　　起用新人，推行新政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政维艰，元丰改制

　　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0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 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熙宁六年（1073）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元丰三年（1080）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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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

　　宋太宗 （939—997）北宋皇帝（976—997）。名赵炅。太祖弟，初名匡义，后改光义,即位后,改名炅。他曾参加陈桥驿兵变，拥立其兄为帝。继承太祖各个击破割据政权的方针,迫吴越王献土归降，又亲征灭北汉，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在两次对辽征战失败后,采取消极防守的方针。对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科举取士制度，建崇文院编《太平御览》等。他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统治晚期剥削加重，激起王小波、李顺起义。他背弃了“金匮之盟”，废其弟光美为庶人后杀掉，又废其长子楚王元左为百姓。997年，病逝于汴京万授殿，终年五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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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

　　宋太祖 （927—976）即赵匡胤。宋朝创建者（960—976）。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原为后周殿前都点检。 建隆元年(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后周政权，称帝于开封，建宋朝，史称北宋。自建隆三年 （963年）起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攻灭荆南等南方割据政权,且在北方要地驻兵防守。又以杯酒释兵权等策,削夺禁军宿将及藩镇兵权。改革官制,以文臣出任州县长官。中央增设副相（参知政事）,又使枢密使、三司使分掌兵财，以分相权。在位时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藩镇割据局面,但其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方针,对宋代的“积贫积弱”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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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柴荣

　　后周世宗柴荣，又称柴世宗，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父亲柴守礼，是后周太祖郭威妻子郭氏的哥哥，柴荣被姑父郭威收养后改名为郭荣。成人之前由于家道中衰，柴荣就投奔姑父家生活。郭威见他为人厚道，办事也认真谨慎，加上郭威当时还没有儿子，家境也不太好，就将柴荣收为养子，而且让他帮着做些生意，管理家政。柴荣也很能干，精心经营，还和其他的商人一起到南方去贩卖茶叶等物，以贴补家用。柴荣做生意之外还不忘读书练武，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出众人才。

　　即位创伟业

　　后汉时，郭威任枢密使，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柴荣也不再经商，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开始进入政界。等郭威从邺都发兵进军开封时他奉命看守邺都，抵御契丹。不久养父做了后周天子，他也被任命为澶州节度使，又封太原郡侯。柴荣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在澶州遭洪水袭击后，他又率领军民重修道路，拓宽街道，扩建市区，受到官民的好评。由于郭威的儿子们在首都政变时全被杀死，郭威就将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养子身上，想再委以重任，但王峻经常阻挠，等王峻被贬后，才让柴荣担任了开封尹，加封晋王。

　　养父死后，柴荣被众人拥立继位，柴荣继承了郭威的大业，继续深入改革，心怀统一大志，短短五年的时间，中原地区开始强盛起来，他为北宋的基本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刚继位时，柴荣就立下了三十年的宏志：“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最后虽然只有五年，但他的成绩已经非常突出了。

　　后汉刚灭，刘崇在太原又建立北汉，和后周对峙，而且联合契丹趁柴荣新继位时发兵来攻，也想学石敬瑭勾结契丹灭后唐那样，自己做中原皇帝，但柴荣不是李从珂，柴荣亲自领兵出征，像当年的李存勖一样冲锋在前，加上赵匡胤等勇将的奋勇厮杀，竟以少胜多，彻底击溃了刘崇，还将太原围困起来，虽然柴荣不久退兵，但刘崇也惊吓过度，最后得病死了。

　　柴荣战后对骄兵悍将进行了彻底整顿，处死一批贪生怕死的将领，然后建立精锐的禁军，为此后的南征北战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励精图治

　　为实现统一大业，柴荣励精图治，在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柴荣首先从自己做起，他一是生活俭朴，为群臣为将士做出了表率。二是虚心纳谏，为此他还专门下诏要求群臣进言。诏书说得极为诚恳，他说自己治理国家处理政务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没有一点过失，但大臣们却没人指出他的过失，没人说过施政的缺陷。柴荣并没有一味责备大臣，而是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大臣们不能这样做，是因为自己这个皇帝没有和大臣推心置腹地求良言。他说如果没有人上书言事，他就没机会了解大臣的才干与品德，从而不能量才重用。所以他要求文武大臣以后尽量上书言事，即使说的是皇帝的过错也没关系。文笔差一点的也不必顾虑，直书其事即可，然后他根据大臣的表现升降其官职。

　　为更好地让大臣进言，柴荣还点名让王朴和二十多名翰林学士都写两篇文章：《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由此，柴荣得到了王朴那篇著名的《平边策》，以此制定了统一大计。

　　其次，柴荣进行了彻底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第一、政治方面。柴荣打破常规，破格任用有才干的人，充实政府主要部门，提高其办事效率。他又命人整顿了弊病较多、不能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以便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进入政府机构发挥作用。柴荣对吏治的整顿极为重视，惩处贪官污吏毫不手软。主持税收事务的孟汉卿由于私自加派税额，被揭发出来，柴荣将他赐死，负责查处的人说法律没有要将他处死的条文，柴荣则说：“朕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威慑众人！”在重修永福殿时，柴荣亲自视察工地，见内供奉官孙延常竟克扣工食，虐待役夫，有的役夫还用瓦盛饭吃，不禁大怒，当场将孙延常斩首。其他贪财的和滥杀投降过来将士的人也毫不留情地处死。就连自己生身父亲的故友犯法也不徇私情，最后罢官流放。对妄加推荐官员以及骗取官职的也或贬官或罢官，严惩不怠。对于五代时期以严酷出名的法律，柴荣也进行了彻底修订。废除了随意处死的条款，废除一些凌迟（即千刀万剐）之类的酷刑。斩杀了几个私自杀死犯人的官员，以示惩戒。又以人道措施来对待犯人，打扫肮脏的监狱，洗刷枷拷，给犯人充足的饭食，有病的允许探视，无主的病人官府负责治疗，严禁使犯人无故死亡。柴荣命人主持修改不合时宜不和情理的法律，成书后又让大臣讨论，最终完成了五代有名的《大周刑统》，这对北宋的《宋刑统》起了直接的影响。

　　第二，经济方面。这方面主要有减轻百姓负担，兴修水利，整顿钱币等。

　　柴荣认识到了民众的重大作用，因而采取措施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以促进生产，增强国力。首先是降低了税收，罢黜正税之外的一切不合理的税收。其次是颁布了唐朝时元稹的《均田图》，元稹看到百姓的近河地被洪水冲毁后，仍按照原来的田数交纳租税，加重了负担，就奏请按照实有土地收租税。柴荣看到后非常欣赏，就下令颁布给各州县，也按照实有土地收税，防止地方官吏和豪绅将自己的赋税转嫁到百姓身上。这就大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柴荣又召集流亡的人给他们田地耕种，既安定了百姓，又能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对于一些退休的贵族也不再免收租税，和百姓一样交纳租赋，即使是历代优惠的孔子的后代也免除了特权，照章缴纳税租。这又间接地减轻了百姓负担。

　　为从根本上创造农业生产的良好环境，柴荣又命人主持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他还认真治理了大运河和黄河、汴河，水路的畅通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整顿钱币 治理佛教

　　整顿钱币是柴荣整顿经济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他还大胆地毁掉了铜佛像来铸钱币，促进商业发展。有人劝阻他，他说：“佛主张施善于民，只要是做好事就是奉佛。而铜像怎么能是佛呢？况且我还听说佛以利民为先，即使头和眼也肯献出来施舍众人。假如朕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我也不会吝惜的。”这些话说得合情合理，毁佛像铸钱不仅整顿了钱币市场，对当时泛滥的佛教也起到了限制的作用。同时，柴荣还从根本上治理佛教，让一些假和尚还俗，因为战乱时期有的盗匪、逃避徭役、兵役的人以及罪犯就以出家作为对抗手段，而且寺庙发展太快使免租税的田地增多，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收入。柴荣加强了对寺庙的管理，禁止私自剃度出家，废除了三万多所寺庙，剩下两千六百多所，僧尼剩六万多人，估计还俗的有六十万人。

　　柴荣的改革没多久就收到了效果，国家的实力逐步增强，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柴荣就顺应民意，顺应当时南北人民渴望统一，永久结束战乱，和平生活的愿望，开始了统一战争。柴荣的南北征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收复西面的四州，二是南征南唐，三战取得南唐江北之地，三是北伐夺取了契丹占领的部分领土，柴荣还想继续驱逐契丹势力出长城以外，但不幸得了急病，回来不久便英年早逝。中原与江南的统一到北宋初年才最终完成，柴荣则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南征北战为统一

　　首先，柴荣向西用兵，西面的四州即秦（今甘肃天水）、成（今甘肃成县）和阶（今甘肃武都东）、凤（今陕西凤县东），这四州原来归中原政权管辖，在契丹势力进入中原时，就被后蜀兼并了。百姓将士无法忍受后蜀的统治，重新归附中原的愿望很大，柴荣便顺应民意，派向训和王景发兵征讨，不到半年就将这四州全部占领。

　　其次，柴荣将兵锋指向了南唐。南唐在十国中实力最强，经过柴荣三次亲征，长达两年五个月的战争结束，南唐的江北领地被迫割让给了后周。第一次时，后周军队进展顺利，但由于后唐将领刘仁赡死守寿州（今安徽寿县），无法攻克，只好退兵。第二年柴荣又一次亲征，强攻拿下了寿州，因为季节不利，撤归北方。第三次用兵，因为准备充足，又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柴荣注意收拢民心，结果后周军队一鼓作气拿下了南唐的江北十个州，并准备渡江南下进攻南唐京城。

　　南唐中主李景为保江南，派大臣李得明和钟谟前去求和，再献出四州，这样，江北南唐的十四州六十四县尽归后周所有，南唐以后每年还进献大批贡物。

　　南征取得了全胜，不仅得到江北土地，还镇慑了南汉和后蜀，特别是后蜀，此后再不敢轻举妄动。

　　第三，柴荣北伐，击退契丹。柴荣率领步兵和骑兵共数万人从沧州北上出击，仅仅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就一举占领了契丹把守的三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境内）、益津关（今河北文安县境内）和淤关（今河北霸县境内），还有宁州（今河北青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和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三州，总计有十七个县，是五代时和辽交战取得的最大胜利。柴荣还想继续进军，夺取幽州，但不幸突然得病。无奈只好在派将固守各州之后退兵南下，回到开封不久，便病逝于宫中。年仅三十九岁，大志未酬，英年早逝，三十年的宏愿无法实现，确实让人替他惋惜。

　　《旧五代史》对柴荣的评价极高，说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总结周世宗的文治武功，堪列五代君主第一，所以，柴荣被称为五代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