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就是民族工业吗?
近代民族工业能否等同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2007年第一学期杭州七县(市、区)高一期末教学质量检测卷出了这样一道材料题:
材料四:近代民族工业首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出现。1866年,铁匠方举赞、孙英德在上海虹口创办发昌机器厂……1872年,广东南海商人陈启源自海外归来,次年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产品远销欧美,获利颇丰。
——引自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
(3)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说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三种途径。
(参考答案为:洋务派的官办企业;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工矿业;原来的部分手工工场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
本题立意不错,利用人教版高中新教材的内容考查学生对人民版教材中的一个新观点的掌握程度,这是符合新课改“教学有材,教无定材”的理念的。但在批卷过程中,一些老师对该题提出了一些疑议,有必要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近代民族工业能否等同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对于近代民族工业的概念,传统观点往往将其范围局限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民族资本》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间投资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通称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相区别。稍后的文献中,它们又常被称为民族工业,以区别于买办性企业。”
人教2003年版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39页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一目中是这样表述的:“受外商企业的刺激,中国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投资于近代企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兴起了。”在这里,老教材突出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而对“民族工业”的概念却未明确界定。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不少教师将“民族工业”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概念混为一谈并将“洋务派的官办企业”排斥于民族工业之外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什么是“民族工业”呢?“近代民族工业”就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吗?笔者认为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谓“近代民族工业”是指相对于外国企业而言,由国人自办的企业,这个概念的内涵显然要比“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要大一些。据此分析,“洋务派的官办企业”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此不能说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作为民族工业,则是合适的。
二、“买办企业”是否属于近代民族工业?
除了对“洋务派的官办企业”是否属于近代民族工业这一问题产生质疑外,老师们对参考答案中的“买办”企业的性质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买办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刘宗绪先生在《近代前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一文中写道:“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通常将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区分为民族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两部分。所谓民族资本,是指那些同外国资本联系较少,主要靠经济手段(或市场关系)进行运作的资本。而所谓官僚(买办)资本,是指半殖民地社会中同国家政权和外国资本密切结合的资本,它通过出卖民族利益、依靠政治特权来谋取利润。” (刘宗绪《历史学科专题讲座》第203页,岳麓书社2003年3月第1版)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民族资本》则认为民族工业是"区别于买办性企业”的。
可见,在传统观点中,买办企业既不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不属于民族工业。这样的评价是不公正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买办企业并不完全等同于卖国企业,部分买办商人在推动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发展方面也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兴起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民族资本创办的大小近代企业共有一百二、三十家,而其中规模或影响比较大的都是买办阶级创办的,如1882年,大买办徐润等人参加集股创办的上海同文书局,资本累计达10万多元。1887年由买办严信厚在宁波设立的通久源轧花厂,创立资本就达5万两。……相当一部分买办脱离洋行买办职业走上独立创办民族工业的行列。”(陶有伦《试论早期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95年第三期)清末买办企业家唐廷枢,一生致力于民族实业建设。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大型机器采矿业开平矿物局(今开滦矿务局)、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绵土厂、中国第一家自办保险公司了仁和水险公司,这一系列的“中国第一”都与唐廷枢有关。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逝世于天津,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除了唐廷枢以外,近代兼有买办身份的实业家还有祝大椿、朱志尧、刘鸿生等人。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买办所扮演的不仅是“中西间的桥梁”(郝延平)作用,而且也扮演着集工业投资者的买办、工业管理者的买办和企业家的买办于一身的近代化的推动者的角色。人民版《历史·必修②》第35页中出了这么一道思考题:“买办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将买办企业归入了民族工业的行列,这是对买办地位的肯定,突出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买办的新认识。
三、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有几条途径?
在评卷过程中,老师们对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途径也有不同的看法。
部分老师认为,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途径应该是两条:一条是“洋务派的官办企业”和“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工矿业”;另一条是“原来的部分手工工场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 这样的分法也不无道理,由于教材对“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的身份未加以明确,这一些人也可能是洋务派或脱胎于洋务派的企业家。据此分析,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途径应为两条:一条是““原来的部分手工工场”;另一条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商企业刺激下诞生的洋务企业和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因此,如按新教材的“三条途径说”,教材中的“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工矿业”应改为“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民办工矿业”,增加“民办”二字,与“洋务派的官办企业”相区别,使概念表述更清晰、更准确。
四、本知识点在教材中的地位问题
民族工业问题是中国近代化(或称现代化)道路上的核心问题,以此出题无可非议。但在复习这一专题的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人民版《历史·必修②》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放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专题下,这就容易让学生把“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教师在组织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线索时对于“民族工业”这一知识点也会感到一定的困难,所以建议教材再版时,不妨专题标题改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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