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等教育的产业化转变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等教育的产业化转变

　　——以苏州市区为例

　　摘要：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等教育已经基本普及的今天，居民对优质的教育服务表现出了越来越高的需求。但是，受到原有体制的限制，优质教育服务的供给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因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对中等教育实行产业化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既要合理地安排制度推进的次序，也要注意能够保证教育的公平。

　　关键词：中等教育 产业化 转变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历来是人们争论最多的社会问题之一。这主要是由于教育不仅关系着一个国家的近期发展和长期兴衰，而且也关系到个人在社会中的立足与发展，乃至最终的自我实现。因而，教育自身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便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从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更是存在着某些非常不合理的现象：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学校的发展往往受到经费不足的制约，优质的教育服务尤为稀缺；而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对教育服务特别是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存在着极大的需求，而且愿意为得到这种服务承担相应的费用。但是，由于现有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限制，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人为地抑制人民群众的这种需求。

　　 民办教育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但是，民办教育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各界对民办教育固有的一些看法，都使得民办学校无法与公立学校处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所以，民办中等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还无法弥补供求之间的缺口。

　　 因而，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随着这一问题的日益严重，各种现象也随之产生，如择校热、乱收费、走后门，等等。实际上，这些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因资源配置不合理而滋生出来的种种痼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增加教育供给，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就必须对教育进行产业化的变革。

　　 有关教育产业化的转变，主要存在着这样的一些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也是一种营利性产业，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经营（萧灼基，2000）；另一种观点则把教育看作是一种特殊产业，是非营利性的（厉以宁，1999）；还有的观点则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福利性事业，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提供，不能作为产业而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论，原因还在于教育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然而，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目前我国的教育早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产业化倾向。

　　二、问题的分析

　　并非完全是民办教育的出现，才促使了我国教育产业化转变的开始。当前我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包括公办教育在内，都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供给、需求和竞争等市场规律的支配。诚然，教育因其特殊性，并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其供给的最终目的；但是，否认市场手段对教育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无视规律的客观存在和发挥作用，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一）产业化转变的表现

　　因此，应该把教育当作一种产业来看待，而且是一种新兴产业。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新兴产业“是新形成的或重新形成的产业，其形成的原因是技术创新、相对成本关系的变化、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或其它经济和社会变化将某个新产品或服务提高到一种潜在可行的商业机会的水平。”[1]当前，对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服务的需求，早已超越了原来意义上受教育只是为了读书识字的狭隘需求，也不仅仅是为了调动户口、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么简单；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已经将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优质的教育服务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人力资本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需求。所以，教育已经无可置疑地表现出了新兴产业的某些特征，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1、总体规模不断扩张，发展迅速。近年来，居民对教育需求的投入迅速上升，苏州市2000年居民的消费支出是7027.49元，其中教育支出为441.29元，占6.3%；2001年消费支出为7269.88元，而教育支出则上涨为531.31元，占到7.3%，上升了一个多百分点，这在其他消费项目中是没有的。另外，学校数量也不断增长，2000年苏州原有普通中学50所，高中21所，2001年分别上升到93所和38所，均增加了近一倍。[2]可见，在短短的一年之内，苏州的中等教育产业规模得到了快速的扩张。2、产业竞争行为的出现；除了教育收费这一价格竞争手段并未完全放开之外，各个学校，无论是民办还是公办，都已经开始充分运用其他许多典型的非价格竞争手段了，例如广告、公关、人才等等。2000年，国家级示范中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陆一鹏到苏州蓝缨中学任校长这一案例，曾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这无疑也是苏州中等教育产业竞争激烈的一个缩影。3、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竞争的结果将必然导致产业的分化与重组。一方面，全市的学校因教育水平、教学设施、生源质量的不同，被划分成省重点、市重点等学校；另一方面，学校与学校之间也出现了兼并行为，而且今后几年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据了解，到2005年，全市的普通中学将由目前的87所调整为60所。[3]这更加印证了教育产业的资源正在进行着重新的整合。

　　（二）教育产业化转变的经济学分析

　　然而，即便是已经表现出了这样一些趋势，地方中等教育的产业化转变仍然面临着许多制度性障碍。在原有的教育体系中，教育主管部门根据行政区域划分学校的招生范围，然后再根据各区的学龄人口数确定各个学校的招生指标。这种体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公平分配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地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开始追求教育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和优质化，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受教育已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多地正成为一种消费需求。所以，以往那种没有区别的教育服务正越来越与当前的这种需求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那么，为何会产生这样一些矛盾呢？主要原因还在于当前的教育管理体制限制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张。如上所述，现阶段居民对于教育需求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居民消费结构提升的必然结果。但是，因为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通过种种办法来抑制需求、限制竞争，比如限定择校费的最高数额、下达招生指标、禁止开办各种特色班，等等。最终，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往往都事与愿违。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政策措施的无效性：

　　首先，高中教育的成本包括学校的各项设施（如教学楼、体育场馆、实验仪器、图书杂志等固定资产）、教师和各种人员的工资、各项活动的经费支出，等等。显然，各个学校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而积累起来的师资力量、教学水平、管理水平等许多方面也就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各个学校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形成的声誉也是有高有低的。所以，如果按照供给与需求的原则来定价，质量较高的教育服务就应该制定较高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名校的择校费相对较高的原因所在。

　　但是，教育主管部门为了追求普遍的公平，依据自身所掌握的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的权利，统一将教育服务的价格限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长期如此，学校必然缺乏增加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动力；即使有时为了公益目的而这样做了，也无法通过收费来补偿其成本。因此，优质教育服务的供给仍然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由此可见，一些名牌中学出现教师和设施短缺，班级规模扩大而宿舍变得拥挤等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教育产业化转变与教育公平的关系

　　之所以会出现教育是否要进行产业化转变的争论，主要还在于担心这种转变会加剧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矛盾；换言之，也就是认为教育的产业化转变必然会妨害教育的公平性。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首先，当前对中等教育实行产业化转变，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已经基本普及的基础之上的。苏州市2002年初中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已分别达到99.97%、99.96%、99.15%，[4]高中入学率也已达到90%以上。可见，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中等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中等教育都已达到了普及的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教育产业化转变，并不会挤占谁的教育机会，应该说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其次，教育的产业化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王一涛，2002）。教育产业化转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教育的效率。教育效率要求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使有限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效率的提高对于社会整体的稳定和繁荣，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教育效率的提高，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教育中来，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依靠自身的产业化经营发展壮大，从而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教育的公平。最后，现行的教育制度也未必能够保证真正的公平。规定价格、规定数量的教育供给非但没能阻止公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反而迫使其转向寻求隐性手段，即通过非经济的、非公开的“寻租行为”来获取更好的教育机会，这不但让利益集团侵占了本应属于学校和教师的生产者剩余，更在事实上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将对教育乃至社会的效率带来更大的损害。

　　三、问题的解决

　　要解决当前中等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相对而言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进行产业化的转变。当一种制度确定之后，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机构来保证这一制度的运行。长期下来，这些制度和机构的结构便很难改变。但是，制度并非总是有效的（D·诺斯，1990）。当人口或者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对稀缺的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原本有效的制度将逐渐显现出它的不适应性。公众对于个人教育投资的增加，正在强烈地冲击着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变革，制度的滞后必将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教育的产业化转变，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的再安排。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以怎样的次序来推进这种制度的再安排，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最终使新的制度得以实施？我们认为，可供选择的政策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界定教育的产权，实行政校分开，使各方都能得到相应的收益。传统理论认为，因为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收益性，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提供；从而，政府也就对所有的教育资源拥有了全部的产权。但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行为，教育的内部收益已经超过外部收益。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等教育才有可能通过产业化的运作使原有的产权获得更大的收益，形成一个产权的增量。很显然，这部分增量是学校和教师通过自身努力取得的，但因为原有制度的约束，他们却没有权力从中获取收益（按照政策规定，公办中学收取的择校费要全部缴入财政，不得用作发放教师工资、奖金和福利）。这必然会打击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降低教育的效率。所以，中等教育的产业化运作，首先应当将教育资源的产权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之间按照一个合适的比例进行再分配，明确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和能够获得的收益，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增加优质教育服务的供给。

　　第二，放松政府管制，允许教育产业之间展开竞争。政府对产业的管制，有时并不能达到最初的目的，尤其是当产业中存在着另一些不受管制的企业时（G·施蒂格勒，1965）。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过高、内部人控制以及面临民办学校的竞争等原因，教育主管部门对公办中等学校的种种限定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其实，从产业竞争的角度，像开办重点班、提高班，做广告，抢生源等，都是学校应对竞争的自然反应，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否则的话，有些非名牌学校不能集中优势资源与其他学校竞争，将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在苏州这样一个生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也已经出现了普通学校无法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

　　第三，提供差别化的服务，实行区别定价。在产业竞争中，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为了打破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的竞争壁垒，可以采用制定低价，加大促销力度，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等方式。在放松管制后，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允许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当地居民的需求，在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以外，提供诸如课外补习、兴趣培养、特色活动等教育服务，供学生自由选择。这需要由学校统一安排，统一定价，以防止教师在教学中为了经济利益而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

　　第四，向贫困学生提供直接的补贴，以保证教育的公平。在以往的体制下，政府财政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学校，即通过新设、改善或者增加学校及其设施，来扩大招生数量，保证教育的公平。然而事实上，对于许多贫困生来说，即便是进入公办中等学校学习，也不一定能负担得起。这不仅是因为上学的显性成本对于贫困生来说相对较高，还在于贫困家庭因此而损失的隐性成本更高。所以，在用价格机制替代计划机制的中等教育中，政府如果能直接对贫困学生实行教育补贴，将比强制学校接收贫困生来得更容易，也更有效。在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要制定合理的贫困标准和仔细地鉴别贫困学生。

　　总之，政府在推进中等教育产业化转变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愿，选择合理的制度推进次序和路径，尽量使得这种转变的成本最小化。

　　主要参考文献：

　　我的电脑有点问题，明天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