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深沉的孤独

　　走进深沉的孤独

　　[内容摘要] 在鲁迅先生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孤独者”形象,那么,该怎样看待他们呢?他们是因为什么而孤独的呢?这些孤独者是不是一样的呢?本文试图结合这些小说的叙事方式来分析以上问题,以期在教学者上课引导学生分析人物时,能有所帮助。

　　[关 键 词] 孤独者 叙事方式 铁屋中的孤独者

　　庸众之中的孤独者 “独异”的孤独者

　　讲完先生的《药》后,心里颇感沉重。“夏瑜注定是要牺牲的,因为在那个社会,他是孤独的!”学生的话依然在耳边。讲课时我提到辛亥革命的性质,提到它的不彻底性,没想到学生会说出“孤独”这个词。孤独、郁闷,这些词现在似乎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了。然而,他们的孤独多半来自个人,是无法和先生笔下的孤独者相提并论的。

　　难道只有夏瑜是孤独的吗?于是我又想起了先生的一篇明确题为《孤独者》的小说,于是我更加深入地走进先生笔下的人物,去深味他们的孤独。

　　一、铁屋中的孤独者

　　在《呐喊?自序》中,先生提出了着名的“铁屋子”的比喻,接着就写到他和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的不同看法。金心异认为:“既然已经有几个人醒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黑屋子的希望。”先生“虽然自有他的确信”,但仍然不愿“抹煞希望”,终于答应了他写文章的要求,于是便有了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这篇小说故事讲述的方式是“双重第一人称独白式”。①小说前面的引言说:“某君昆仲……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这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已经表明,这位叛逆者和“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见解是不能被他的听众所接受的,只能被视为精神病人的狂乱呓语。狂人的见解越是特别、不凡,在他人看来就越是显得狂乱,病得不轻,他从而也越是遭到冷遇并被迫害包围的:“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他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的才能,但不能使自己真正解放出来;相反,他还明白了自己也曾参加吃人,现在又轮到自己被吃以后而更加痛苦。

　　而且,我们发现,随着故事的发展,狂人似乎愈来愈明白、清醒了:“我怕得有理”(一)“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二)“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三)“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四)“现在晓得他们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五)“我晓得他们的方法……”“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七)“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九)“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十)“有了四千年吃人的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十二)“救救孩子……”(十三)

　　之所以引用这么多的文字是想说明:狂人是越来越清醒,而个人越是清醒他的行动和言论越是受限制的,他也越是不能对庸众施加影响来改变他们的思想(喊完“救救孩子”之后,还是“早愈”了)。事实上,狂人的清醒反而成了对自身存在的诅咒,注定他越来越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中。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狂人应该是较为清醒者之一,但先生似乎是为了不让他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而让他重新昏睡,并且到某地候补去了。这样一来,小说结尾似乎最有振聋发聩效果的那一句“救救孩子”的力量就减弱了,和开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讽。我在想,先生既然让他喊出了这样一句,又为何要让他去候补呢?真的是忍心?也许,下面这段话可以作出说明:

　　“作为一位思想家,鲁迅的特点就在于,他最深刻、最充分地体现了五四运动的理想,但同时又对这一运动及其体现者的命运抱有深刻的怀疑。鲁迅对自身的这种内在矛盾性有着清晰的理解:对人的解放的追求,对历史进化的信念,对传统秩序的反叛作为时代的理性选择构成了鲁迅小说的基本价值取向;对自我及其代表的运动与理想的忧虑,对‘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体验,对自身及新文化代表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灵魂的分裂的自觉,又同上述价值取向并行不悖,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种论争性的悖论式的反讽关系。”②

　　我仿佛能体味到先生制造这种“悖论式反讽”时内心的痛苦:“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先生对“悲剧”下的一个很有名的定义。在《狂人日记》中,先生也是把狂人毁灭给自己看的。只不过,这种毁灭是以“到某地候补去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先生似乎又不忍心狂人的再次昏睡,塑造了另一个孤独者——夏瑜。“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发了疯了”“疯了”,其实,从这些话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夏瑜和狂人一样,在别人看来也是一个疯子、狂人。不同的是,狂人是由清醒到重新的昏睡而最终在昏睡中死灭,并不会感到就死的悲哀,而夏瑜则是少数清醒的并且有“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的人。

　　小说有明、暗两条线索,并且把华家的故事作为明线,可以看作是人物活动的前台。但是,在前台活动的都是庸众;暗线讲的是夏家的故事——孤独的烈士始终被置于后台。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从一个刽子手康大叔的三言两语中道出的。这样处理,显示了这样一种悲剧意义:烈士的痛苦是人们所不知道的(甚至包括他的母亲)!烈士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为孤独者;但这孤独者却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而他得到的回报又只能是被关进监狱,被剥去衣服,被殴打甚至杀害。他想拯救的人们看着他死去,然后买他的血去“治病”。写到这里我又在想,假如小栓吃了药后,阴差阳错病真的好了呢?当然,人血馒头是绝对治不好痨病的。但如果小栓的病真的好了呢?我无法想象假如真的会怎样。不知先生当初是否想到?

　　二、庸众之中的孤独者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剧;如果显得觳觳,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张着嘴看剥羊的,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过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娜拉走后怎样》)

　　这段话表现了群众行为的描写中某些常见的特点。这些群众是聚集起来的看客,他们需要一个牺牲者作为娱乐的中心。他们不仅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有着残暴的恶癖(《药》中写到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提住了的,向上提着”的人,也就是观看杀害夏瑜的看客;还有那张着名的幻灯片)。这些看客不仅喜欢看与他们不同类的夏瑜,还喜欢看与他们一样的同类人。这类被看者也是孤独的,是由于某种情况被置于舞台中心,处于与其他庸众相对立的孤独者的地位。

　　孔乙己就是庸众中的死亡者。他和狂人刚好相反。狂人之所以为狂人,是因为其思想超前于现实,而孔乙己落后于现实。他实际上已被抛进最下等人之中,却又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因为“唯一”,所以孤独。上等人因他小偷小摸而痛打他,下等人又嘲弄他。甚至被打得断了腿,也得不到同情,因为他是庸众的“开心果”,连小伙计“我”也是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整个故事正是通过“我”的口讲出的,但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叙述者的平淡、麻木,毫无同情,孔乙己是彻底的失败者。

　　《明天》中女主人公单四嫂子又是另一例。她是干粗重活的女人,是群众中的一员。在她死了唯一的儿子后,似乎成了镇上人们关心的对象,所遇见的人也都多少给了帮助。但当她不肯盖上棺木时,被邻居们气愤愤地一把拖开。小说的开始写道:“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宝儿死后小说又写道:“掌柜回来的时候,帮忙的人早吃过饭;因为鲁镇还有些古风,所以不上一更,便都回家睡觉了。只有阿五还靠着咸亨的柜台喝酒,老拱也呜呜的唱。”结尾再次写到单四嫂子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此时却响起老拱的小曲:“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很明显,她的不幸实际上已把她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了。

　　这样一个寡妇,并且死了儿子的孤独者形象,到了《祝福》中的祥林嫂得到更丰富的发展。她也是一个寡妇,而且两次嫁人守寡,“败坏风俗”,所以是双重的不幸与不祥。她也死了儿子,且死得更惨。对于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这些不幸已够惨重了,但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而是“咀嚼鉴赏”她的悲哀,到最后她还没开口就已经烦了。孤立她的是全镇的人,有绅士,也有普通群众;我以为,对她最终的死影响最大的是和她一样的人的孤立。“放着吧,祥林嫂”,四婶的一声断喝似乎对她的打击很大,但如果没有柳妈的“建议”,如果周围的同类人多给予一些真实的同情和关怀,她也许不会这么快就成了“祝福”的祭品。祥林嫂永远不可能走入四叔所生活的圈子,但她实在是和她一样的庸众中的一员(只不过她的“命很不好”),被同类抛弃应该更悲惨(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

　　孔乙己是“大约的确死了”,单四嫂子到底怎样了,小说没有交代(但也可以想象得到的),祥林嫂也死了,死在鲁镇人的祝福的时候,至于何时死的,也没有知道。而另一个人的死是在公众场合展示出来给人看的。

　　阿Q是中国农村中的“普通人”,是鲁迅先生当作国民性代表的一个复合型的人物,也是鲁迅创造的人物中最缺乏思维能力的典型。他死时的场面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幻灯片中的被杀者,只不过他是一个概括的庸众形象。小说本身所要揭示的应是一个悲剧,但却把他纳入一个滑稽的结构中。特别是最后四章,将他投入革命的骚动中,并必然成为牺牲品。在“大团圆”一章里,写到他作为一个孤独的受害者被一群兴高采烈的庸众围观时,脑子里忽然像旋风似地回旋着真正的“思想”了。“这回他有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他想喊“救命”,但已经太迟了。又是一个“咀嚼”,只不过这一回直接咀嚼的是他的死亡。而且在他死后,“在未庄是无可异议的,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不满足是因为阿Q是被枪毙而非砍头的,不好看;这个可笑的死囚游街时没唱戏!这里又有“眼睛”,钝而锋利的眼睛。鲁迅先生常把一些看上去矛盾的词放在一起,但钝在哪里,锋利在何处,是很明显的。

　　从阶级的角度看,都是被奴役、迫害的群众。但同样是这些人,也是非常善于奴役和迫害自己的同类的。这又让我回想起了先生着名的关于庸众观看剥羊的比喻。

　　三、“独异”的孤独者

　　狂人、夏瑜是有过清醒的孤独者,阿Q、孔乙己是庸众中的孤独者,还有一类是独异的孤独者。在前两类中作者较多的运用反讽的技巧,在写到个人与庸众之间的关系时往往是两者放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戏剧性的紧张局面。而在描写独异的孤独者时却加入了较多的抒情。

　　《头发的故事》。小说采用的也是双重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者不断地提醒内部独白者脾气“乖张”、“不通世故”;外部第一人称叙述者冷眼旁观、超然客观的目光与语调,与内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由愤激到沉痛,有沉痛到得意,由得意到诘责的情感充沛激越的语调构成强烈的对比。这分明让人感受到,内部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孤独的,独异的,连这个他倾诉的对象(外部第一人称叙述者)都无法接受他。

　　小说的主人公N先生应该是一位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夏瑜是同时代人。但是在所谓的“国庆”的节日里,他的感想已不是重新肯定当年的革命理想,而是透露出“复杂的失望”。“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我不堪纪念这些事。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他是越谈越奇怪,由说头发到竟然引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话向人们提问。这让我们感到,他实际上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冷嘲者。罢了。

　　但N先生又是独特的。他有对那些已经死去的先驱(更早一代的孤独者)的怀念。然而,“我不堪纪念这些事”了,这实际上是对以前所做的努力的无效的悼词罢了。看到他提到的坟墓不仅让人想起夏瑜的坟,也许也一样,花环是早已不在了,坟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他实在是一个独异孤独者:在曾经的革命中,他的战友已牺牲了,而他活了下来。但他无法改变现实,也无法接受现实。在目睹别人的忘却中,他成了一个孤独的无法忘记过去又无法面对现实的“愤世者”。

　　《呐喊?自序》中说:“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在先生那些用抒情的调子和回忆的方式所作的对孤独者的描绘中,透露着孤独者沉重的寂寞。他们不是夏瑜,因为他还活着;他们又无法像狂人那样去候补;他们不是庸众中的一员,他们是在战士和庸众中间游走的“中间物”,所以注定要承受内心的孤独。在这种孤独的撕扯中,他们要么成为《故乡》、《伤逝》中的“寻路人”: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伤逝》)“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要么成为像N先生一样的曾经觉醒过的孤独的知识者。尽管他们的个性、道路都不同,但“他们都经历了从传统的地面升到理性的天空,而后又从个人的自觉状态转向现实的运动。在这个螺旋过程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自我的觉醒和与传统的分离开始,经由对外部世界即现实社会结构和传统伦理体系的观察、反叛和否定,最终又回到自我与现实传统的联系之中,从而达到自我否定的结论……这个过程实质上是现代观念的体现者与传统观念支配下的社会结构的斗争和失败的过程,变革社会的改革者的激情与对自身的悲剧命运的深切体验。”③

　　《故乡》。“我”遇到了儿时的玩伴闰土。然而,今与昔形成强烈的对比(同时还有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实中的对比),这种反差让“我”似乎难以接受,所以小说的后半部分更多的是我的苦苦思索:他看到现实世界的闰土,这是自己所无法认同、进入的;他又无法从记忆中的世界解脱出来。叙述者苦苦思索,而结果是更沉重的压抑:“我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在结束时,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并且提出“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先生有肯定的信念的证据。其实,小说的整体弥漫着失望的情绪,“我”这样一个回乡卖老屋的人又如何能找到真正的路呢?否则也就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了。把它理解为“失望者”的自我安慰似乎更恰当。

　　《伤逝》中的涓生和《故乡》中的“我”其实有内在的相似性。小说是以涓生的手记的形式写出的。一开始就明确说要写下自己的悲哀和悔恨。在《故乡》中“我”似乎更多是悲哀,但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早知道今天的故乡和闰土是这样的,还不如不回来。是否也有一种悔恨呢?至少“我”可以仍然活在记忆中,美梦不会破灭,没有梦醒后的痛,没有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再看涓生。小说结尾也说“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和《故乡》的结尾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故乡》中“我”似乎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但实际上自从目睹了故乡的一切后,既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停留在现实。涓生也是一样:“会馆里的被遗忘的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很明显,在子君走后的时间里,涓生一直是寂静和空虚的。而且,这会馆是他和子君曾经相爱过的地方。按常理,他不应该重回到这里,但他不仅回来了,而且就孤独地坐在这里回忆往事,写下了这篇手记。而且,“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光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很明显,涓生所承认并真正接受的是子君在破屋子的那一段时光,那个曾经的家庭根本不是他所希望的。

　　小说结尾写道:“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条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消失在黑暗里了。”虽然有路,但又消失在黑暗里了;涓生明确说:“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而且,他所选择的路是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的,又怎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真正的路呢?

　　再看那些曾经觉醒过的孤独的知识分子(N先生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述了)。《在酒楼上》。这里叙述者遇见的故人不同于闰土,是一个和他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曾是同窗、同事,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现在又都消退了当年的雄心。小说中的“我”引出了主人公吕纬甫的独白,我们能深深感到他的孤独。但同时也能看到,“我”其实也是一个有着共同经验的孤独者。在吕纬甫倾诉的过程中,有一处写到叙述者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又立即把这解释为“有了酒意”。很明显,叙述者“我”已感到吕纬甫动了感情,却又不愿被卷入其中。实际上,孤独的吕纬甫的诉说已经织成了一张网,罩着两个孤独者。小说结尾写道:“他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到这里“我”其实已经完全被吕纬甫的倾诉所感染,而就在这时恰好有几个酒客上楼。鲁迅先生似乎刻意要用一个孤独的“我”来倾听另一个孤独者的倾诉,却又刻意掩饰“我”的孤独。其实,在见到吕纬甫之前,小说已经暗示了“我”的孤独,只不过被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掩盖了。“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虽然看上去是旅途中的孤独,但“我”又何必绕道S城呢?我以为,小说中真正的孤独者与其说是吕纬甫,不如说是“我”。只是因为“我”无法直面自己的孤独,于是借另一个人的口讲出,而自己却隐身一旁,就好象一个受伤的人无法直视自己的伤痛,而从镜子中去看,而实际上,镜子中的伤痛就是他自己的。

　　小说结尾吕纬甫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可有一样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他已经是个厌世者了。这样一个人在《孤独者》中就是主人公魏连殳。

　　小说开始是从“听说”写起的。听说中的评论是:“他很有些古怪”、“他们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接下来写到祖母的死。家族的人在他回来之前已经料定他要弄什么新花样的丧葬仪式,聚议之后给他下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而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魏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很明显,一开始就注定了他是孤独的。在葬礼上,他似乎让别人失望了,因为他一切照办了。但有一点却又特别不同,那就是哭。当别人哭时,他始终没落过一滴泪,大家都在等。当别人准备走散了,他却“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嗷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他是一个“新党”,是要根据自己方式来给祖母送葬的;但是面对族人的强迫,死者又是把他小到大抚养成人的祖母,他无法不低头。所以他无法不惨伤,无法不愤怒和悲哀。

　　我们看小说后来写的魏连殳的故事及其结局,就会发现他比吕纬甫更孤独,他和庸众疏远的更彻底。但他的孤独与其说是外界强加的,不如说他自己制造的。正如小说中的“我”所说的那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曾寄希望于孩子,以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的”,而且还因为我的辩驳而气愤。但他最后的生活目的也被夺去了,“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我的寓里正有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当最后的生活目的被毁时,他也终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过着那种虽生犹死的生活。那封写给“我”的声称“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的信,实际上预示着他的将死。

　　有意思的是,在《孤独者》以后,先生的小说中就再也没有孤独的个人了。他的死似乎结束了从“狂人”开始的孤独者家族的命运。也许《两地书》中的一段话可以做出解释:“这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 ,而反而被群众所迫害,终于成了单身,愤激之余,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与毁灭。”

　　参考资料:

　　1、本文所引用的鲁迅先生的文字均选自《鲁迅全集》,具体所在页码不一一注明。

　　2、《反抗绝望》(汪晖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1月1版)

　　3、①、②、③均引自《反抗绝望》,分别对应P328、P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