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没有彻底批判王明

　　遵义会议没有彻底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原因

　　1935年１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在长征初期的失利，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其根源在于王明“左”倾政治路线。但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只提及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而没有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进行彻底批判。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中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中国红军长征记》）； 1935年2月，中央拍给陈毅的电报也说，“博古等人的单纯军事观点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但这次失败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为什么遵义会议没有提及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并对其进行清算呢？

　　 一、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不具备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条件。

　　红军转兵贵州，突破乌江，占领遵义后，虽然形势暂时有所缓和，但此时，蒋介石正在调兵谴将对红军进行新的合围，红军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形势依然严峻。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前线红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严酷的战争形势决定中共中央不可能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清算，只能选择解决最关紧要的问题。而当时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军事指挥问题，使红军能迅速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军事上的主动。因此，根据党和红军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政治路线问题是一个比较深刻而复杂的问题，需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讨论才能在全党形成共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影响，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解决王明“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正如后来陈毅所说：“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他下台，这样就能全党团结起来完成长征……”（《三年游击战争回忆》）在会议讨论的时候，刘少奇曾提及到“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毛泽东马上将他的话题岔开，避免了与会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张闻天谈到：“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二、回避政治路线问题，体现了毛泽东高明的斗争策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本人感到非常难过和自责，这时只提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博古本人容易接受。而政治路线比较敏感，如果涉及到政治路线错误的话，博古会坚决抵制，引起激烈争议，不利于中央形成统一的意见。正如后来周恩来解释的：“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进步。”

　　三、纠正“左”倾错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共自身还没有完全成熟，当时不可能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较为彻底的批判。

　　遵义会议虽然标志着中共开始由幼稚走向成熟，但其决议认为“一年半反对(第五次) ‘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的是正确的。”说明当时党确实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四中全会及其政治路线的错误。党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成熟，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还较低，还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尤其在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还不能结合新的形势，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并且，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尚未得到很好的纠正和克服。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中间阶级叛变革命的愤懑和对国民党残酷镇压革命的阶级仇恨，党内激起一种复仇的“左”倾情绪，王明“左”倾错误更使这种情绪不断发展。因此，“左”倾政治路线错误在当时不易被觉察，纠正“左”倾错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加之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后的长征途中，由于严重而紧迫的军事形势及共产国际一直支持和肯定六届四中全会，在中断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党中央也不可能考虑重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制定的政治路线，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较为彻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