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教育变革中增长变革智慧

　　在学校教育变革中增长变革智慧

　　摘 要：对于研究者、管理者和具体的实践者而言，变革智慧都形成和增长于教育变革过程之中而不是这个过程之外。能否把握当前教育变革出现的关键性发展问题，取决于我们能否智慧性地认识变革并继续增长变革智慧。我们要广泛注意和思考：教师的实践智慧是学校改革成功的基本保障；主要通过制度和方法的借鉴来推进的教育变革，往往存在外来制度、方法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漏洞”；当前学校教育变革的最终文化使命不在于填补这些文化漏洞，而在于实现变革的本土文化意义，在于实现基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学校自主发展。

　　关键词：学校教育；教育变革；变革智慧；本土文化

　　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无论从什么角度切入或者以什么方式推进，目前确实已深入到学校内部，学校变革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节点上，需要我们的变革智慧，因为智慧地认识和把握关键性的发展问题，对于深化改革至关重要。

　　一、在教育变革中增长变革者的智慧

　　我们经常听到来自理论层和各级管理层的各种抱怨，“一线教师的素质”往往成为问题的焦点，好像学校改革推行不力、进展不利，主要根源或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教师。这种抱怨反映出对教育改革的焦虑，可以理解，但我们决不能把问题责任转嫁、推卸给一线教师。无论以什么方式、什么身份或者以什么心态参与改革，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任何时代的变革都不是首先有了“合格”的变革者才开始的。在变革过程中，研究者和管理者可能是变革的始作俑者、推动者，可能对变革表现出更多的主动、关注、热情和责任感、使命感，或者多拥有些可在教师面前炫耀的“先见”或“先进理论”，但这些却不见得是什么变革智慧，因此也不能构成对教师居高临下发号施令或指责抱怨的资本。

　　为什么要变革，从哪些方面认识变革的必要性，学校在变革过程中可承担和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进行教育变革必须解决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想变革和正在变革当中的群体和个人未必都能清楚，因为没有相当广阔的思想视野和深刻的思维品质，很难把握和体会在时代的背景、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和学校教育自身的条件中，何为教育发展的应然与可能，即使是很“专业的”研究者或管理者也很难把握。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却可以随着变革的深入，逐步渗透到理论者和实践者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之中，也就是说，只要置身于变革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因变革的推动和进展而产生个体的适应性心理、观念和行为变化，并可能促进个体变革智慧的内在生长。这种智慧获得的途径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必定是产生于变革之中或与变革紧密相关的。以教育的培养目标为例，“主体的人”、“个性的人”、“自我实现的人”、“创新的人”、“主动发展的人”以及“独立而合作的人”，是几十年来我国教育中的主体词汇，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教育改革的共同追求。同处国际化、信息化、高度消费化以及生活方式多样化背景之中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出现类似的教育追求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对于相同大背景下具体民族差异决定的不同教育发展需求，大家却未必能一下子认识到。在日本，由于城市化和家庭孤立化现象日益严重，人们对人与人之间有联系的、具有生活情趣的社区生活产生渴望，并借此重新审视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和政策，寄希望借助“个性原则”来实现新的生活理想。在我国，社会的转型为社会发展和人的终身、全面发展的一致性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要求，急剧变化的复杂社会环境突显了人的自我选择意识与能力，“主动发展的新人”、“个性健全的人”、“独立创新的人”等成为对教育新的期待。这些新理想和新期待，都首先出现在少数研究者的理论话语中，而后成为理论话语系统的主体词汇，进而渗透到实践话语之中，并或多或少地通过实践者的观念和行为实现着它的“实践形态”。一种观念从个别意识到普遍认同再转化成实践要几经反复和曲折，这个过程足以见证个人认识和能力的肤浅和单薄，也足以摧毁任何个人对自己变革智慧的夸张想象。

　　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变革中认识变革并在变革中增长相应的智慧；任何和变革有关联的人，无论是从事研究的、管理的还是实践的，都是变革的成果或产物而不单纯是前提性条件。所以，对那种想当然的自我陶醉和责任转嫁，都需加以冷处理。在以往的变革思维中，教师一般被作为最后的责任承担者，而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充当了最后的执行者，是理论者和管理者描绘出蓝图指令他们来操作而已，在变革设计和谋划过程中，他们被“分离”出来。变革谋划和实施的“分段”，造成任何一方都不能透析变革的全局和复杂过程，而只能得到些局部的零星的见识。认识到这一点，参与变革的任何一方，就可以认真检讨自己认识中的过度自负，或者不恰当的过度自卑，努力给予自己和他者以恰如其分的理性认识。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目前所要做的是真正抛开偏见重新认识我们的教师。其实，只要真正贴近和走进实践，就不难发现我们的教师在课程开发、文化建设、学生管理等方面潜在的或者迸发的创造性的变革智慧，而这些智慧大多既不是先进理论者可给予的，也不是高明管理者能传授的。已变得普遍的班干部竞选制度以及后来的演进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把“竞选”作为民主参与的一个手段和途径，通过“竞选”打破教师单方面指定班干部和班干部终身制的局面，在改革初期，在促进师生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但随着认识的深入，“班干部岗位”从狭隘意义上的班主任帮手性质，逐步被看作是一个锻炼学生管理班级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公共资源，一种不为某些学生所专有的、人人都有机会和权利分享的资源，“竞选”作为实现“民主”的一个常规性程序，其局限性就暴露出来并被意识到：“岗位”是有限的，“民主”并不能扩大参与面。此时，师生表现出非凡的制度创造才能，如建设两个或三个班委会；对班级事务分类实行“工作组”制；从功能和形式上扩展岗位类型等，通过广泛参与来营造竞争对比，学习合作的氛围，同时还保证了学校中各种民主制度和形式独有的“教育性”，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实践创造。有这种智慧性创造投入的教育变革，成功的可能性无疑会变大。

　　二、借鉴过程中警惕制度、方法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漏洞

　　把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汇聚在教育之中，并思考和定位置身于时代和社会之中的教育的应为与可为，可以避免就教育而论教育的狭隘思路，为准确把握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和坐标所向提供基本条件；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变革教育的措施一样关系到教育发展的成效与意义的体现。日本近几十年来教育变革的得失可供我们借鉴。

　　为了实现新的教育理想，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向产生“欺侮现象”、“校内暴力”等教育病理的中央集权制的“划一的平等主义式教育和竞争性”宣战，着手放宽各种规章制度，“宽松”和“个性”成为教育变革的指导思想和变革目标。学校变革中体现“宽松自由”原则的直接措施是增加课余时间和减少课程内容，如实行双休日制，课程内容与50年代比，削减近50％等。在班级组织、纪律和教育方法上也有相应的宽松改变，如上课不讲纪律，教师管教不管学；几乎没有家庭作业；班级里没有“班长”或其他“班干部”，只有一些纯粹服务性的“委员会”；还实施一种“平行教育法”，即在教课时不论有没有能力，学生成绩都要一样；在运动会上或其他的比赛中不设一等奖，只设参与奖，只要参加了这项活动，就都可得奖，以避免落后的学生被别人看不起。学校为学生提供各项咨询活动，对因为被欺侮而惧怕上学、拒绝上学的孩子，允许转校、转班或让他们到学校的保健室自习，以脱离欺侮者等。

　　应该说，日本学校的各种改革措施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确实有效，但同时也暴露出回避问题实质和转嫁问题责任的倾向。作为医治“欺侮”等教育问题的处方，实行周五日制和削减教学内容的目的是想把孩子还给家庭和社区，让孩子生活得轻松和自由，以减轻心理压力进而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从理论上可这样推测，降低学校在青少年生活中所占的比例，那么与学校有关的各种病理现象就会减少。但显而易见，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赶出学校之外，把责任推向社会和家庭。周五日制推行者所设想的学校以外是“健康的家庭和社区”，但事实上，学校以外的地方更可能是“私塾”和“闹市”。“‘工作狂’的工作中心主义、公司中心主义和‘学校教育依存症’、‘学校教育肥大症’以及激烈的考试竞争，使得学校生活变得没有放松的余地。”学校病理不是升学压力、管理主义、学校生活与时代生活不一致等单方面造成的，而是社会、家庭和学校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所以单纯靠压缩学校时间、教育选择自由化等，解决不了教育问题，同时还增加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学校采取的一些如咨询、指导和加强监护的措施，也多是在防、堵上做文章，不能触及产生问题的根本。

　　“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日本靠移植、“拿来”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促进了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型，也希望通过“拿来”的方式变革教育。日本的三次教育改革，都以欧美国家教育为范型，尤其是从第二次改革开始，在变革的制度和方法上全部仿照美国模式。但制度和方法很难孤立地评价出好坏，只有在具体的教育情景中、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并在运行过程中才能准确认识和判断其价值。制度与文化处于相互构成的关系状态，美国的民主制度诞生于它的文化并依赖这种文化，并与之相互滋养、相互生成。在具体制度和方法的借鉴过程中，日本所缺少的可能正是对自己社会文化特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性的深度反思。

　　日本和美国在思想、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日本社会以均质性、划一性著称，差异被当作异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日元不断升值，许多企业纷纷到国外投资，而随父母到国外生活和学习的孩子一旦回国后，就首先成为被压制的对象。因为他们将国外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带回，“扰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所以，日本从表面看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善于学习的国家，但它的成功大体上集中在技术和制度层面，至于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有排斥倾向。虽然，第三次教育改革以自由、民主、平等和个人等思想为内容，但事实上，日本人所信奉的个人、平等和自由等观念，却都是很“日本特色”的。日本的“个性观”，与其说是“个人主义”的，不如说是“关系主义”的，因为不论孩子还是成人，都是集团或关系中的“个人”，个人的地位、价值是以所属集团的社会地位来衡量的。“与众不同”就应被排挤、受侮辱，而且是“耻有应得”。这与欧美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有不同的性质；即使美国人现在也强调在“关系”中认识个人，但其对特殊性的态度向来是欣赏和包容的。此外在日本的文化传统中，“身份制”和“等级制”是相互关联并沉淀为潜意识的文化基因。“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尽其责”是他们理解的和谐秩序。给了你名分，也就意味着给了你这个名分下的社会地位，或者受尊重，或者受排斥，也都是“各得其所”。所以，理解日本人的平等、自由、个人等观念，必须放在他们的“身份”和“秩序”的文化背景中，否则，就容易和西方的平等、自由和个人观念等同。日本人用日本文化改造了西方的企业制度，但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面流动的却是自己的划一、等级色彩很重的文化血液，这种被改造的或“日本化”的企业制度在成人世界里可以顺利运转（但也可能表现出另一种类型的问题），但在儿童世界里，在学校生活中，却会出现儿童化的问题，即一方面是划一、等级和排斥异己的文化意识，另一方面是民主的制度和学生现实生活的无组织和无政府状态，也即在制度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漏洞，在这个漏洞中，会自行产生一种依靠自然法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处理群体关系的方式，欺侮现象就是一种表现。

　　教育体制和学校管理制度给个性、自由留出余地，但个性和自由却没有自然而然地“结果”。日本人倾向于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于旧制度的“疲劳”，但事实上“打不起精神”来的不光是划一的集权制度，还包括美国式的新的“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正是民主制度诱发和加剧了欺侮现象、班级崩溃等问题的程度。在日本，也有人认识到自由、平等、个性等观念是班级崩溃的真正土壤，认为那种把各种教育病理问题的重要原因看作是学校内部的东西，尤其是制度的东西，并把制度的变革与学校自由化、教育个性化直接从表面上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不明智的。对日本来说，缺少的或许并不是单纯的制度性变革，而是缩小文化与制度之间漏洞的人为努力；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在新的社会结构上，重建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的价值观念，才是文化建设的真义。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增强，文化交流深入，“制度热”在中国也暗暗升温。在教育中，引进制度的热情也一度异常高涨，但我们同样需要思考我们是否具备产生这些制度和保证这些制度运行的文化土壤。从文化特性和变革思维方式上看，此时的我们和日本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匹配，单纯的制度挺进不是没有可能，但却不会行得太远，类似日本的新的制度性问题也会在所难免；其实当前已有很多的制度疲惫现象和文化漏洞需要我们进行大量亡羊补牢的工作。“本来民主”和“为了民主”说明了文化根底的不同，民主制度运行于民主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如鱼得水的自然状态，但脱离开它的文化母体，则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

　　三、追求和实现教育变革的本土文化意义

　　教育变革赖以自足和骄傲的文化目标，还不在于致力于填补“借鉴”和民族文化之间的漏洞。这涉及如何认识学校变革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学校变革的文化使命以及如何寻找完成文化使命的途径方式等问题；而且，也不仅仅是认识层面的问题，其中还涵盖对民族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文化变革的思想方法等。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全面转型期，全面转型，就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变革的同步性及相互作用性，就意味着社会各个领域都要为实现社会全面转型而变革自身同时也为整体变革做出“分内之贡献”。教育变革，一方面要依据社会文化的推动实现自身的转变，另一方面，又不能等到社会文化转型成功之后，再考虑自身的变革；教育同样承担着社会文化传承、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的多重使命。对于社会文化和学校变革的相互生成性，“新基础教育”有着自己相对全面的理解：教育提升文化的教育功能，以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种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和探索、创造意识的态度和作用，以开发学生的生命潜能；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培养新的一代和改造成年一代的双重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过程，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双重改造，包括观念、内容、组织、活动及教育的行为方式的全面改造；学校要完成适应新时期发展所提出的新文化任务，唯一的出路是参与新文化的创造，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精神建构超越现实指向未来的新学校文化；学校新文化的建设并非要求对历史和现实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应在现有文化的基础上，按培养新人的要求，进行取舍、整合与转化，使文化活化、动态化和面向未来。

　　教育的文化使命并不是理论的奢望和虚幻，因为文化作为生存方式，不是静止的、凝固的“遗产”，而是活动、策略和变迁着的，它就渗透于人们日常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中，并通过“活动”表现出来；所以，文化的改造就意味着是对现实中人的观念行为的改造，改造教育中人的观念行为，也就触及和走到了实现教育文化使命的基本途径上。

　　教师和学生习惯于“执行”已经被安排好的什么，教师完全依赖于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演出的是一幕幕事先编排好的“教案剧”，即使在教育变革中，教师也要求给“操作模式”，不仅被别人而且被自己降为按照固定流程和程序进行操作的“操作工”；班级中，学生“干部”和“群众”层级分化，班干部天经地义地成为教师管理的帮手，行使“小警察”、“情报员”和教师“代言人”的角色和职权，作为“精英”包办所有的班级事情，一般来说是“终身制”，不发生严重错误不会“下岗”，而其他学生则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缺乏管理与自我管理的意识与能力；即使是班干部，也会认为“锻炼的机会”是教师给的；等等。学校中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依赖顺从和整个的社会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而学校班级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也有很强的同构和同质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更容易理解学校变革和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赖关系，也更容易理解学校通过变革来实现自身的文化使命，是可以在日常性工作中、通过改变师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切实进行的。

　　在师生心目中，对于班干部标准有以下几种认识类型：

　　(1)成绩和能力型：学习好，有能力。

　　(2)特长型：某些方面领先一步（如智多星、火车头、水中鱼）。

　　(3)态度和品质型：肯为同学服务，工作认真；说到做到；对自己要求高。

　　(4)资源型：把各种岗位看作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力和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的锻炼自己的资源。

　　对这些认识进行过程性的分析，我们发现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在改革初期，前两项认识占绝对多数，后来中心逐渐后移，目前，第三类型成为普遍认识，第四类型开始增多。在一些学校中，班干部的推举标准已经发生变化，即不再从能力，而是从“工作认真；热心助人；说到做到；对自己要求高”等方面对班干部提出要求。当然，虽然推举班干部时我们不再“唯能力”论，但在班干部上任之后，不仅要从能力和态度方面要求，而且还要有意识地从态度和能力方面对班干部进行培养和锻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干部岗位的教育价值和作为一个公共教育资源的意义。与此相关的是对干部轮换制的认识变化，在实施干部轮换制的初期，各种阻力比较大，“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给撤下了”？思想上很难想通，心理上也很难接受。现在，班干部被轮换下来感到“很光荣，因为可以带新干部”，还有人认为“可以到新的岗位上或挑战新的有难度的工作，更多地锻炼自己”。有的班干部会主动提出让少数能力差、或没有当过班干部、或担任过的岗位难度较小的同学有锻炼的机会，以培养能力、锻炼胆量。而且，这种认识还辐射到家庭、社会。干部轮换制实行初期，最大的阻力其实来自家长，当家长也接受了“资源意识”后，“干部轮换制”的阻力自然消失。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教育变革和人的变革、教育中文化的变革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变革，其相通性和一致性是内在的，而不是人为强扭的。

　　当然，追求和实现教育变革的本土文化意义，不仅是指对本土文化的改造或者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它体现的其实是对待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立场或者是在教育变革中必须秉承的文化信念，即“中国教育与中国本土文化是相互缠绕相互锁定又彼此构成和彼此催育的，只有在民族文化土壤中扎稳根基，才有可能摆脱外来教育和文化对我们的强力牵引和拔根式的撼动，实现民族性意义上的自主发展”。

　　注释：

　　[1][日]藤田英典著，张琼华、许敏译：《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页、89页、88页。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41页。

　　[3]叶澜：《世纪之交中国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教育参考》， 1996年第5期。

　　[4]叶澜：《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教育研究》，1997年第7期。

　　[5]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44页。

　　[6]此资料是本人在参与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研究活动过程中调查所得。

　　[7]刘冬岩、吴黛舒：《本土文化浸润的学校自主发展》，《江苏教育》，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