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扯西拉—由“知识就是力量”说开去

　　东扯西拉

　　——由“知识就是力量”说开去

　　湖北省仙桃中学 语文组

　　1620年，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响亮地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这是对当时经院哲学的批判，更是对人们探索自然的鼓励。正是在培根教导的鼓励下，我才扯出：只有通过挖掘、思考、应用、创新、增殖了的知识，才具有更大的力量的说法。

　　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国家是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它应该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代表各种社会群体（精英、民众，资方、劳方，上层社会、中产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国家自主理论的含义之一。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政府与公民是互相忠诚，互相保护的关系。在现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是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与公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克服这一矛盾的办法是扩大公民的权力，驯服无限膨胀的权力怪兽，使它站在铁笼子里对公民讲话。奥巴马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演讲的时候，常常说我站在铁笼里跟大家讲话。

　　政治思维的“巩固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体现了“国家”的不安。建国初，这样的思维，很好理解。但是三十年一贯例，特别是一个大坑，坑掉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一把大火，火得多少简策灰飞烟灭，便是显例。改革开放初期的“稳定论”（稳定压倒一切），也表明“国家”自己吓唬自己的紧张。几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自己的工钱，几个公民无处诉求而上访，几位小商小贩为了生计而占道经营，几位读书人喝几口小酒还要靠按揭（酒常赊），因而发几句牢骚都成了不稳定因素，便是明证。

　　最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重建社会》一书中提出了“用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思维，闪烁着“大胆假想，小心求证”的光芒，体现了知识份子的前瞻性与批判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为稳定是被动的、静态的、与活力矛盾的，而秩序则是主动的、动态的、与活力兼容的。秩序论主要内容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各种基础制度与基础秩序，坚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体制，还包括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言论的开放和信息公开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和社会化的反腐败机制的形成等等。易言之，就是以法律，秩序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而带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从而治理为官不廉，为富不仁以及权钱勾结而造成权门资本、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的乱象，从而克服贫富悬殊的矛盾。“秩序论”中的“扩中”和“扶贫”的思想，我是非常欣赏的。所谓“中”，就是中产阶层，具体说来，就是指律师、医生，一般公务员等，一般公务员为中产阶层的甲一。所谓中产阶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市场。所谓“扩中”，就是扩大中产阶层的人数，一个社会稳定与否，主要看中产阶层的人数的多寡。“长工资”也是“扩中”的要义，克服长工资这只乌龟，永远赶不上长物价这位兔爷的现象。使中产阶层有钱买“车”（耐用消费品，这里是借用美国原总统胡佛，在金融危机时就职演说的承诺“让美国人人人锅里有鸡，人人家里有车”的说法）有了购买力，内需不拉自动，富人就有机会赚更多的钱了，这也是对富人的某种补偿。对穷人，无疑要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保有三基（衣食住）底线，使锅里有鸡（必需消费品）并提供他们和向中层乃至上流迈进的渠道与机会。这样，政府是已知的政府（政务公开），有限的政府（列出权力清单）、服务的政府（为公民服务），社会各阶层能生存，有温暖饱，快发展，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共赢共进，此之谓和谐社会的要件，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性社会。

　　人的姓名，大抵是人的某种符号。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而西方人正好相反，名在前而姓在后。看来中国人看重祖宗，而西方看重自己。写张明信片吧，大约是为了与人交流，中国人先写国籍再写具体的住处，而西方人先写具体住处，然后写国籍，看来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从整体到部分，由一般到特殊；而西方人则是由部分到整体，由特殊到一般。再比如询问某条河有多深，中国人会凭自身的经验，立马告诉你，大概多少米；而西方人则会严肃地说，这河到底有多深，要测量。况且春夏秋冬水面是不同的，深度也不相同。看来中国人往往凭经验，而西方人常常靠实证，这得益于亚里士多德所发明的实证法与逻辑法。

　　同样是语言，汉语与西语是很不相同的。汉语是一种表意的文字，无论是词的构造，还是语法分析都从意义表达入手，靠词与词的意会，重在表述的灵巧，凭借主观的语感，有很大的弹性。西语从形式入手，语言的形态变化非常丰富，它们用这种变化来表现词的性、数、格和词语组合的结构关系。靠这种词的形态变化来组词、造句，而且可以把其中的词语意义说得一清二楚，非常严密，非常有逻辑性。就说“诚信”吧，这两个字都有“言”，中国人说诚信，就是红口白牙，说话算数，西方人说诚信，就是订合同。说话算数，皆大欢喜。如果不算数，中国就凭“天地良心”，靠道德，面对熟人解决问题；西方人就靠契约，靠法律，面对众人解决问题。这样比较，很容易得出中国感性，西方人理性的结论。说中国人感性，只说出了部分真理。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文化中很重要的因子就是保守、求稳。求老天爷开恩，求皇上老儿赐福，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喜欢神化自己，自证正确，自颂伟大，以欺骗百姓。我是真龙天子，我是一旷世之主，我是一代明君等等，假借家国名义，让老百姓为它们的“龙椅”去做牺牲或者“牺牲”（祭祀时用的猪牛羊）。它们也深深懂得老百姓有什么不好统治的，关键是要治“士”，治“士”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杀戮，兴文字狱，焚书坑儒；把“士”从肉体上消灭掉。二是利诱，开科举，把功名利禄作为香蕉、香肠悬挂在“士”的头上，使一部分“士”成为耐不住寂寞的不断歌唱（歌功颂德）的“青蛙”。以达到既分化“士”又使“士”一辈子穷经皓首鬼打墙，进而垄断他们思想的目的。另外，利用封建迷信，把当时某些先进文化做成变形、变性金刚，进一步奴化，愚弄“士”及老百姓。这也是统治者的要着。

　　四大文明古国，唯我中华独存，唯道就没有理性了？没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了吗？有的，例如“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庸之道”等等便是。中庸之道，不是两个极端之和除以2所得的商，而是讲究恰到好处，京剧里的不瘟不火，歌唱家的热情洋溢而能自持，便是明证。“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还是对一分二的线性思维的超越，恰到好处本身就是一元，一分为多总比一分为二好。勇敢介于鲁莽与懦弱之间，慷慨介于浪费与吝啬之间，自尊介于傲慢与自卑（自恋的本质也是自卑）之间，温良介于暴戾与畏缩之间，文雅介于卑屈与粗野之间，谦恭介于无耻与害羞之间。多元总比二元更趋于理性。

　　孔仁孟义，基督博爱，佛陀慈悲。三者可提取的公因词是爱与同情。爱与同情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相约星期二》的作者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人生在世，除了年幼年老两时段得到别人的照顾外，中间一大段时间也是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的。道理很简单，农民不给我粮食，纺织工人不给我衣穿，我早就变成傻B了。因此，我们应怀抱感恩之心来对待社会。圣雄甘地、马德·路德·金告诉我们，不仅要爱兄弟、朋友、同胞，而且也要爱“敌人”。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爱与同情是人类最高智慧。其实劳资矛盾，何曾不可以在爱与同情的框架下，采取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办法加以解决呢？何曾不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呢？人们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说得大约是这个意思吧。孔仁孟义、基督博爱、佛佗慈悲，应该是我们的共同的精神奶妈。同是一弘清水，牛喝了，挤出来的是奶，蛇喝了喷出来的是毒汁，那是各自的机理、造化不同。

　　即使局部地区，风暴雨狂，乱象纷呈的时候，你无论走进“桃花源”，还是走进“瓦尔澄湖”，同样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样可以做看守自己心灵月亮的孤独的树。

　　退一步说，感性怎么了？感性与激情、形象、联想、想象连在一起。我国的唐诗，代表了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外国想翻译也翻译不了。一翻译就没有唐诗的韵味，就变成了半生不熟的窝窝头、非马非驴的三不像、见不得公婆的丑媳妇。翻译唐诗，就是对唐诗的糟蹋。数理科学也同样需要艺术想象。再如比中医，它的机制恐怕是宏观模糊哲学，讲究整体施治、辩证施治，它的生命在于临床，既治标，也治本，还具有人性化特点，而建立在数理哲学基础上西医，动不动就刀子、剪子，像杀牛剜马一样，把人拖上手术台，手术人体的部分。治标，效果立见；至于治本，那就要看患者的运气。只有中西结合施治，才可能是患者的福音。因此，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而应该恢弘志士之气，勇于实践，勇于创新。

　　最近，我国又出了个牛人，牛人名叫李泽厚，是本土的美学家、哲学家。当我们高喊“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时候，他却走进了世界，为中国人长了脸。他1983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院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2月，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性古今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第二章“形式与原积淀”，这套文集从柏拉图的论著选起，一直选到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一直由西方理论家统治的文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李泽厚在批判了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之后，又批判了蔡仪的唯物主义美学，将“实践”范畴引入有关美的本质的思考中。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性研究，提出了“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口号，并以此为前提，对有关学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向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深层心理学等多学科开放。他提出了“情本体”的哲学概念，他认为从程朱到阳明到现代新儒家，讲的都是“理本体”“性本体”。这种“本体”仍然是使人屈从于以权力控制为实质的知识——道德本系或结构之下，而“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是改弦更张的方向。

　　他把马克思基本原理概括为“吃饭哲学”，就是发展经济。他认为中国发展四个问题的顺序就是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不同时候可以微调，但顺序不能变。

　　早在1988年，他在人大代表大会上指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当年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思想呢？从理论上讲，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言外之意就是说社会主义进入早了，应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是否从李泽厚的发言中受到某种启发，我们不得而知。

　　李泽厚从92年移居美国，但他的心是华族的，他说，我还是要回国看看的，毕竟中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更重要。

　　如何挖掘、思考、应用、创新、增殖知识，使之具有更雷人的力量呢？

　　一、抛弃旧瓶旧酒。一般说来，酒放的时间越长越香，但如果酒有毒呢，那只好连瓶带酒一并抛弃，例如对孔子的“吾不如老圃”“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种轻视农业、军事的说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观等，我们只好抛弃，使它具有“教训”的力量。

　　二、扬弃旧瓶旧酒。对孔子的“孝”的观念，强调长幼有序，善待老人可取，而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忠于君王，实在应该摒弃。再比如“有教无类”，只要交束脩（干肉），便可以上学，这对于扩大招生，文化普及，功不可没。有人把“有教无类”新解为教出来的学生没有类别（区别），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千部一腔。又有人认为主观上想“有教无类”，客观上也做不到。例如孔子学院里，子路性急，在现代社会最好去做消防队长，而曾晳性子慢，最好去做规划局的局长，以免安天燃气管道，挖沟，装电缆线，又挖沟，设XX线，再挖沟，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一味地大干快上，做大做强，大力强力全力等，有可能是“鼓足干劲大跃进，力争上游放卫星，多快好省公社化”的现代版，“科学发展观”才是我们的要诀。而从唯物主义美学到“实践”本质，从康德哲学批判到主体性实践哲学，从“理本体”“性本体”到“情本体”就是李泽厚扬弃的过程。

　　三、旧瓶装新酒。“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栗，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宋代一皇上的“金口玉言”。现在再说这话，恐怕是笑话了。但是只要我们装上“新酒”——读了书有知识，搞专利，做名牌，就红利滚滚，日理万金，我国科学院院士袁隆平获得国家一次获金500万，有了这500万，他可以在科研的道路上火一把。同时，读书，你可以欣赏刘兰芝的凄清美，维纳斯的残缺美和转折变化流动的曲线美。再比如“学而优则仕”，我们可以这么看：我们所学的内容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不全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再看我们优劣标准，过去所谓优，无非是在《四书》《五经》里寻章摘句，排列线合，鼓捣出一篇八股文来，便是优，而现在强调知识化，科学化，发散思维的能力、创新的能力。这样子，才能在“竞”与“聘”中，做个干部。再从“仕”的目的看，现在“仕”，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三个代表”精神，而不是过去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再说“优”，有“优裕、充裕”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把“学而优则仕”新解为：学习过程中有充裕的时间，我就去“仕”，在“仕”的过程中有充裕的时间，我便去学。小布什时代的赖斯，原来是美国哥伦比亚的大学教授，后来做了国务卿，奥巴马主政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做大学教授，两方面都做得好。

　　四、挖掘美酒。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当时的美酒，如果当时，我们稍微虚心一点，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的经济基础是不是打得好一些了呢？如果当初，我们稍微耐心一点，听取北大原校长马寅初的“人口论”，哪会有今天13.6亿人口（不包括港澳台人口）呢？历史不能假设，有时候，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据，可据的美酒可能在地底下。

　　五、酿造新酒。“科学发展观”“可持续性发展”，对于“发展就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新酒”，尽管后者在当时具有巨大的力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坚定推进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语），就是与时俱进的新酒。孙立平教授的“秩序”，就是通过体验、反思、调查研研究之后所酿造的新酒。李泽厚的“积沉论”就是消解自身哲学美学研究过程中的某种紧张的“美酒”。

　　六、共酿共享的新酒。“公仆”一词，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先提出，意大利《神曲》的作者但丁又率先提出了“社会公仆”“人民公仆”这两个概念，大力宣扬这两个概念的是英国《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首先身体力行这两个概念的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日本人发明的“干部”一词，其含义就是仆人。仆人与公仆这两杯新酒，不是他们的专利品，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酿造的佳酿。理应由整个人类共享，正像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市场经济一样，正像温家宝同志在最近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一 样，大家都可以享用。

　　七、思维转换出新酒。一般说来，运用定理、定义、公式的自觉性高，思维品质就较好。但是在学习上、实验中、实践中、个人生活中、家庭生活里，碰到题难问题转换思维，批判、聚合、发散。不说放之四海而对任何一海皆无所谓的空话，求真、求解、求异、求同、求是，便有新酒。

　　东扯西拉的目的在于借培根的教导勉励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于学生来说，希望他们联系中国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现实、自身的实际，通过挖掘、思考、应用、创新、增殖（方法论知识）知识，而具有世界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未来的眼光。从而具有更大的力量。因为他们将来的活动空间不是靠血缘组织起来的手工作坊，而是靠业缘网络起来的跨国公司。那里有碧水蓝天，那里有湖光塔影，哪里有鲜花美酒。